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19年底，贫困人口已减至551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到2020年5月底，全国832个贫困县中，仅有52个还未摘帽，年底也将全部摘帽。2020年以后，我国将进入“后扶贫时代”。按照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等任务完成以后，相关政策和帮扶措施还将持续，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在后扶贫时代，制度供给作为保障贫困治理相关政策公平性、普惠性的基础要件，其质量和水平将决定政策制定、执行、成效等一系列情况。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如何从推动制度供给出发，发挥其在促进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中的作用？这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需要回答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程明等（2020）将后扶贫时代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上指从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脱贫攻坚概念，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广义上指从脱贫攻坚概念提出到2050年前后实现贫困对象可持续稳定脱贫。何阳和娄成武（2020）则将2020年以后界定为后扶贫时代。 关于后扶贫时代扶贫审计特别是审计促进制度供给的研究还比较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完善扶贫审计的制度设计，如刘国城等（2019）结合扶贫审计实践，从运行、保障和评价三个层面探索扶贫政策跟踪审计机制，旨在为扶贫审计实践提供理论借鉴。二是探讨国家审计在扶贫大格局中发挥的作用，如包莲（2019）、孙达新（2019）等认为，国家审计主要在帮助识别贫困人群、保证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监督扶贫资金管理、审查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等方面发挥作用。剧杰等（2019）对2016～2018年审计署政策跟踪审计公告词频进行了统计分析，指出扶贫政策跟踪审计存在仍集中于资金等传统领域、深入程度有限、后续跟踪整改与披露有待提升等问题。许莉等（2019）统计了25个省级审计机关的审计工作报告，指出扶贫审计还存在对资金管理及公开关注不足、绩效评价较多在建设项目层面、对问题整改问责关注度不足、对财政以外的其他扶贫方式关注不够等方面问题。 涂开均、蔺昊亮（2017）研究了惯性贫困现象，认为惯性贫困是在原生的旧式制度影响下，原本有机会改变现状脱离贫困，因为家庭习惯、社会风气等无法摆脱贫困的现象。涂开均、杨继瑞（2018）将贫困传导机制分为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医疗资源缺乏形成代际循环型贫困，自然生态条件严酷形成生态资源制约型贫困，地区社会制度变革慢形成惯性（原生）型贫困，城乡、东中西部等地区差异形成结构型贫困等四种类型，并将原因归结为制度选择的低成本陷阱、对原生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变迁动力不足。程明等（2020）研究了返贫现象的生成机理，即贫困个体在扶贫政策推动下实现收入、生活保障等达到国家标准，但受限于生态环境、教育、社会保障、个人素质等多重条件，其脱贫质量脆弱性较强，在突遭自然灾害、重大疾病、劳动力丧失等不可抗因素的情况下重回贫困状态。 （二）对后扶贫时代的辨析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出“现在，我国大部分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也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但还存在大量低收入群众。真正要帮助的，还是低收入群众”；2013年11月，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2015年11月，对脱贫攻坚作出全面部署。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脱贫攻坚是基于精准扶贫方略作出的具体安排。 脱贫攻坚的政策取向、工作重点等与之前扶贫工作基本一致。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是新时代对持续40多年扶贫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目的都是解决绝对贫困，相关政策设计瞄准的节点大多也是到2020年底。从现实情况看，2015年脱贫攻坚概念提出时，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6000万人左右，尚不具备进入后扶贫时代的条件。2020年底，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将是我国扶贫事业的分水岭，对世界扶贫事业也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从政策方向看，2020年以后，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将转向重点解决相对贫困、防止返贫等问题。 综上，后扶贫时代并不是绝对的时间概念，一个地区实现脱贫摘帽、区域性整体脱贫后，理论上就已进入后扶贫时代。鉴于2020年底我国将实现整体性脱贫，扶贫工作重点也将发生实质性变化，本研究认为应将2021年作为后扶贫时代的起点。 （三）扶贫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陈松等（2018）、孔德斌（2015）对在扶贫过程中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此类公共产品更多是扶贫伴生的工作成果，未触及扶贫本身的经济学性质。本文认为，扶贫属于公共产品。在实践中，我国的脱贫攻坚根本上是由政府来推动的。以参与扶贫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干部，为提高贫困地区的治理能力、巩固扶贫成果等发挥了坚强保障。从理论上看，有两个可观察的维度： 一是扶贫属于市场失灵领域。客观上，贫困人口对教育、金融、产业等各类社会资源的认知程度、拥有数量、利用效率、产出成果等，较非贫困人口要差很多。主观上，贫困人口对摆脱贫困的愿望、持续奋斗的动力、形成自主竞争力的能力等普遍不佳。其结果，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上述情况会对贫困人口所处阶层形成持续向下的挤压，且向上流动的通道不畅，使贫困人口与现代市场经济脱节，加之贫困地区市场机制发育往往不完善，底层市场制度机制建设亟须政府提供先导性条件。同时，贫困人口对摆脱贫困的愿景比较悲观，进而脱贫动力不足，久而久之形成“惯性贫困”，需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激发各种集体组织和贫困户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