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地凸显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的、流行病学的和经济的脆弱性之间的相互联系。当世界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时，我们看到了灾难作为资本主义系统的结构性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出现。 20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日益采取由跨国公司控制的、相互关联的商品链形式，将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各个生产区域与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的全球消费、金融和资本积累的高地联结起来。这些商品链构成了全球资本主要的物质循环，是以普遍的垄断金融资本兴起为标志的晚期帝国主义的表征。在这一体系中，过高的帝国主义租金不仅通过全球劳动力套利获得(以这种方式，总部位于系统中心的跨国企业过度剥削系统外围的工业劳动力)，也越来越多地通过全球土地套利的方式，即农业综合企业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征用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以便生产主要供发达国家销售的出口作物。 在处理当今全球经济中这些复杂的资本循环时，企业的管理者既要考虑供应链，也要考虑价值链。供应链代表实物产品的流动，而价值链则指代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每个生产节点的“增殖”。对供应链和价值链双重性的强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生产链和交换链时所采用的更加辩证的方法，既涵盖了使用价值又涵盖了交换价值。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强调了在“商品世界的一般形态变化序列”①每个环节中使用价值(“自然形式”)和交换价值(“价值形式”)的二重性。鲁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的方法，例如他在书中提到“商品交易链的连接”。 20世纪80年代，世界体系理论家特伦斯·霍普金斯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引入了商品链概念。然而，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对商品链的分析普遍丢失了使用价值中物质—生态的一面，从而将商品链仅仅视为纯粹的经济/价值现象。马克思从来没有忽视资本循环所处的自然—物质的极限，他强调在生产所处的自然条件下、在全人类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新陈代谢中，资本增殖有消极的即破坏性的一面。构成资本主义对地球破坏性关系的“在社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②(新陈代谢断裂)，包括“使地力枯竭”和“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在“周期复发的流行病”中同样明显，这是由系统相同的有机矛盾造成的。③ 上述理论框架着眼于商品链二重性的矛盾形式，既包含使用价值又包含交换价值，为理解晚期帝国主义的生态、流行病和经济危机的综合趋势提供了基础。它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晚期帝国主义的资本循环是如何通过农业综合企业与病原体联系起来，以及又是如何导致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在同样的视角下，我们能够理解以商品实物形式存在的使用价值流动的中断和由此产生的价值流动的中断是如何产生严重而持久的经济危机的。其结果是将本已停滞不前的经济推向衰退的最边缘，并威胁到金融体系的上层建筑。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认识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灾难所造成的更大的全球断裂，这些断裂表现在气候变化和各种突发灾难上，目前的流行病危机只是其中又一个戏剧性的体现。 资本循环与生态—流行病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加具有整体性的“同一个健康—同一个世界”方法来研究疾病的病源，这主要是出于对最近出现的人畜共患病的回应。“同一个健康”模型在生态学的基础上整合了流行病学分析，将生态科学家、医生、兽医和公共卫生分析师聚集在一个具有全球视角的方法中。然而，这个最初推动“同一个健康”方法、代表了一种新的、更具整体性的研究人畜共患疾病的分析框架，最近被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主流组织占为己有并部分地加以否定。从而，“同一个健康”的多部门方法被迅速转变为一种将公共健康、私人医疗、动物健康、农业综合企业和大型制药公司等各种利益结合起来的模式，以加强对被视为偶发性流行病的反应，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广泛的以资本特别是农业综合企业为主导的公司主义战略的兴起。其结果是，流行病危机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在所谓的整体模型中被系统性地淡化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疾病病因学方法，称为“结构性健康”。它以“同一个健康”为基础，但却植根于广泛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对于“结构性健康”的支持者而言，关键在于确定当代全球经济中的流行病如何与资本循环相联系，这种资本循环正在迅速地改变自然条件。包括罗德里克·华莱士、路易斯·费尔南多·查韦斯、卢克·伯格曼、康斯坦西亚·艾尔斯、伦尼·霍格沃夫、理查德·科克和罗伯特·华莱士在内的科学家团队共同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如《明确的疾病控制：以资本为导向的森林砍伐、公共卫生紧缩和媒介传播感染》，以及最近发表的《新冠病毒与资本循环》等。“结构性健康”被定义为“一个新领域，研究全球资本循环和包括深厚的文化历史在内的其他基本背景对区域农业经济和跨物种相关疾病动态的影响”。 以“结构性健康”为代表的革命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主流的“同一个健康”方法截然不同，这主要表现在：(1)将商品链视为流行病的驱动力；(2)不考虑通常的“绝对地理”方法，这种方法把注意力放在某些出现新病毒的地区，但却未认识到全球经济的传播渠道；(3)不把流行病视为偶发性问题或随机的“黑天鹅”事件，而是认为它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资本主义结构危机，正如伊斯特万·梅萨罗斯在《超越资本》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4)采用辩证生物学的方法，可参考哈佛生物学家理查德·莱文斯和理查德·莱温廷在《辩证生物学家》中的观点；(5)坚持以促进可持续的“全球性新陈代谢”的方式彻底重建整个社会。华莱士在他的《大农场制造大流感》和其他论著中，借鉴了马克思关于商品链和新陈代谢断裂的观念，以及劳德代尔悖论中对紧缩和私有化的批判(根据这个理论，私人财富通过破坏公共财富而得到增加)。总之，遵循批判传统的思想家依靠辩证方法对生态破坏和疾病病因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