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笔记作为历史研究中的文献来源，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存在着不言而喻的区别，诸如记载国政典制、朝野逸事、名人轶闻、风尚习俗、名胜古迹、诗话文论以及中医药方等方面的内容往往被人当作是客观的、真实的、具有知识的可靠性，因而显得十分重要；其他如奇闻异事、鬼怪神异、禨祥梦卜之事，往往被视作是主观的、虚构的、琐碎的。这种两分的逻辑虽然简单，却迫使人们在阅读与使用这些材料时作出选择。宋人曾讲，那些关于鬼怪故事的记录“索墨费纸”，而且“曼澶支离，连犿丛酿，圣人所不语，扬子云所不读。有是书不能为益毫毛，无是书于世何所欠？”①现代研究者对笔记小说的关注，虽曾引出了一批关于鬼怪故事的讨论，不过，人们显然更关注鬼故事中所反映的宋代社会关系、道德规范、宗教信仰等情况，②而非鬼故事的记录与叙述。从某种程度上，如果不以事实以及历史的精确性作为标准，而是以对大众的吸引度而言，呈现生活意义、具有创造性的思维空间往往不是那些公共制度，而是社会生活的边缘部分。因此，转换观察视角，把保存、传播和解读这类故事的行为本身当作研究对象，“于事实不免荒唐”、“无禆考证而有助谈资”③的鬼怪故事不只是具有娱乐上的吸引力，而且，在鬼故事的记录者、讲述者与传播者等无意识地参与进入的互动过程之中，共同生产并交流着社会经验与文化意义。 一、录鬼事者 以宋代鬼故事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看似相对清晰的范畴却存在着许多缠夹不清的问题。 何谓鬼故事？毋庸置疑，依据当下的文化语境，给这一类型以一个普遍性的说明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方法，但是考虑到宋代士人关于“鬼”的不同理解与观念，要去分梳历史上个体表述之间的差异以及与当下语义的关联性，显然超出了本文的主旨。这里，仅以宋人编订的经验来论。在宋代记载鬼故事的文本中，除了《太平广记》按题材分列“鬼”类四十卷，将之与神类、仙类、草木鸟兽精怪类等进行区分之外，后来的笔记小说中，鲜见有刻意将鬼、神、仙、怪等作为标准来区分故事的种类，而是以一概全。比如，北宋徐铉《稽神录》、章炳文《搜神秘览》在书名中特别标示出“神”类，但书中神异鬼怪以及仙界传说并载；南宋郭彖《睽车志》书名取自《周易》睽卦“载鬼一车”之语，但书中鬼怪灵异故事一并收罗。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的《夷坚志》，按作者洪迈的说法：“《夷坚》诸志，所载鬼事，何啻五之一。”④但在具体编排上，作者无意按主题或内容区分故事种类。⑤ 与历史本文中无意作出类分或者特意模糊其间概念的做法不同，现代研究者倾向于类型化故事以清厘其中的线脉，如此，既能为自己的研究提供尽可能的清晰度，也能框定其中的观察对象。因此，很多学者在对这类题材进行分析时，或作大类划分，例如鬼怪、神仙、精魅、女鬼等以所涉故事主角的类型来区别，或以故事中所涉及的鬼怪行为来进行分类，如善鬼、恶鬼、戏谑鬼、厉鬼等类别，之中又以自己所能阅读到的信息再分细目，比如，善鬼中据其善行分为救人性命、赠人钱财、助人仕途、劝人为善、报恩等，恶鬼中分为伤人性命、阻人仕途、索要财物等。⑥很明显，这一常见的分类法一开始就预设着观者的立场与视角，而且，以故事内容的主角或以行为道德来分类，貌似简单的框架背后却并没有让纷繁、琐碎的故事变得体系化，遑论分类中明显存在着的偶然因素。 因此，与其纠缠于鬼的概念与类型，不如将鬼故事当作是一种表述的方式来观察。作为叙事的一种，它是宋人笔记中被称为“异闻奇说”“奇闻异事”“神怪幻诞”“诡闻异见”“志鬼神变怪之书”，⑦鬼故事的记录者们反复征引或化用子夏所说“虽小道，必有可观”一句，⑧强调之所以关注这个边缘的主题，是因为书写“劝善惩恶之事，亦不为无补于世也”，⑨“虽异端而合道，旨属惩劝者，皆录之。”⑩当鬼故事的记录者把“幻想中的”那些属于另一个不同时空和生活方式的非自然生命的经历、遭遇，并将之与当下的生活相联系，去吸引并诱导着听众时，通过关注其叙事方式，去看叙事世界与实际生活世界之间可能存在的种种关联，就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 何谓士人的鬼故事？由于鬼故事通常被贴上“虚构”的标签，因此，士人的鬼故事这一提法很容易给人一种简单的印象，即：鬼故事是士人们凭空制造出来的。然而，宋代士人很少承认自己是鬼故事的创作者，而是宣称自己不过是记载了“耳目之所及”，所有故事“出乎实录”，“非由臆说”，(11)他们只是鬼故事文本的收集者与记录者。同时，他们强调，鬼故事的收集工作并不容易。徐铉撰集《稽神录》时，称：“自乙未岁至乙卯，凡二十年，仅得百五十事。”(12)王得臣在京师学习“凡十阅寒暑”、后来宦牒奔走、辙环南北，“逮历三纪”，这几十年间，“师友之余论，宾僚之燕谈，与耳目所及，苟有所得。辄皆记之”，后来积稿渐多，于是重加刊定，但倾力而作，也不过“得二百八十四事”。(13)为了扩大收集渠道，洪迈发动身边的人向他供稿，据他讲：“群从姻党，宦游岘、蜀、湘、桂，得一异闻，辄相告语”，(14)当《夷坚志》镂板刻印后，“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15)读者成了供稿人。 此外，士人们以谈鬼说异为名的雅集无疑为故事的收集、交流、传播提供了交互的可能。苏轼曾说：“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与鲁直、寿朋、天启会与伯时斋舍，录鬼仙所作。”(16)叶梦得记载苏轼在黄州与岭外时，“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17)后来，周密在为《癸辛杂识》写序时，开篇便引此轶事，说：“坡翁喜客谈，其不能者，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18)陆游的一首诗描写中夜与同事纵谈鬼神之事，称：“五客围一炉，夜语穷幻怪。或夸雷可斫，或笑鬼可卖，或陈混沌初，或及世界坏，或言修罗战，百万起睚眦。”(19)苏辙于梦中见友人来访，“谈说神怪久之”；(20)张邦基也说：“建炎改元，予闲居扬州里庐，因阅《太平广记》，每遇予兄子章家夜集，谈《记》中异事，以供笑语。”(21)淳熙八年(1181)，王清叔曾与客人谈及自己梦见冥吏持料历而来、不久在现实中应验一事，他还将此事“常与士夫诵言之，且书之”。(22)洪迈说：“予为礼部郎日，斋宿祠宫，与宋才成、裴侍郎夜语及神异事。”(23)工作之余、家庭聚会、闲居燕谈等场合以说鬼为乐，真正阐释了收录者不断在笔记中强调的“广记资讲话”、“聊资暇时为引睡之具”(24)的涵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