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0)05-0127-(08) DOI：10.13852/J.CNKI.JSHNU.2020.05.014 宋代朝政斗争激烈，政局转换较为频繁，权相专权成了宋代朝政活动中颇为突出的政治现象。在权相掌控朝政期间，他们往往采取政治高压手段，残酷打压政敌，排除异己，以便推行利己之策，稳固自身权位。如著名的元祐党籍案、秦桧排斥打击异己事件和庆元党禁案，就先后发生在蔡京、秦桧和韩侂胄专权时期，并且这些事件因具有涉及人数多、打击面广、影响范围大和社会关注度高等突出特点，从而成为人们颇为关注的政治话题。正因为如此，宋代一些有识之士对该类事件便积极加以记录、整理，甚至编撰成史著，以便阐明事件原委，表明自身政治立场。不过，长期以来，学界聚焦事件本身者居多，而对其编撰成书状况虽有一定涉及，但未能贯通考察此类著述的基本书写状况、特点及其影响。①因此，本文拟结合见于记载以及现存的该类史著，对人们的相关书写状况、特点及其影响等加以探究。 一、宋人书写权相专权时期政争史的基本状况 北宋后期至南宋时期，无论是对内变法，对外和战，还是朝堂内激烈的权力之争，时常会成为朝廷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围绕该议题，朝廷内外往往会发生激烈的政见之争，并且由此造成不同政治派别或者群体有迥然相异的政治命运。其间，一些掌控权势的宰相为维护自身权位，推行利己之策，在朝政斗争中甚至不惜借政派或者党派名义，残酷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由此造成受害者甚至家属声名扫地，仕途坎坷，生活艰难。不过，对于被迫害者不畏强权，坚持己见，以及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甚至曲折的仕宦经历，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加以记录、撰述。 1.崇宁党禁催生下的党禁史书写 建中靖国元年末，宋徽宗亲政时，蔡京出任宰相，朝廷以“继志述事”为号召，加上蔡京出于稳固自身权位需要，进一步打击元祐诸臣，甚至将曾在元符三年上书者以及异己分子一并列为“元祐奸党”。崇宁元年，徽宗亲笔书写奸党姓名，刻石端礼门。②到崇宁三年，蔡京又书写奸党姓名，印发至各地，摹刻上石，名为《元祐党籍碑》。③当时朝廷的做法是旨在使元祐党人“恶名”广泛且永久传布。对于徽宗朝元祐党籍认定过程，清人朱彝尊在《桂林府石刻元祐党籍跋》中详细论述道：“元祐党籍，徽宗书之，立石端礼门。其初九十八人尔。既而蔡京复大书颁郡县以上，书人及己所不喜者作附丽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称皇帝嗣位之五年，盖崇宁四年也，是时籍中曾任宰臣执政者十无一存，曾任待制及余官亦已零落过半亡者。毁其绘像及所著书，夺其坟寺，存者定为邪等，降责编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诣阙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于斯时者矣，岂复有所忌惮乎？”④由此可见，徽宗朝最先被认定的元祐党人有98人，后被蔡京增至309人，并且，这些党人无论是幸存者还是过世者，均在当时遭受无情打压和摧残。 此后到南宋初，受靖康之难影响，元祐党籍史料散失严重，党人史事模糊不清。李心传甚至指出：“渡江以来，党碑无复存者，凡自陈者，悉以胥吏私传之本为据。”⑤由此表明，私传党碑史料成了南宋初期朝廷了解元祐党人史事的基本依据。正缘于此，高宗绍兴六年春正月，朝廷命给事中、中书舍人甄别元祐党籍。⑥其间，朝廷令张纲等看详。张纲指出：“臣等今看详党籍人姓名，见于碑刻者共有二本：一本计九十八人，一本计三百九人。虽皆出于蔡京私意，内九十八人者，系是崇宁初年所定，多得其真。其后蔡京再将上书人及将己所不喜者作附丽人添入党籍，冗杂泛滥，增至三百九人。看详九十八人内，除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余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所有三百九人，豁除九十七人系前石刻所载，其余数内更有侍从官上官均、岑象求及余官江公望、范柔中、邓考甫、孙谔等六人，其名德亦显然可见外，有二百余人，虽石刻具存，然其姓名有不显者，及当时议论是非，为年岁深远，别无文字考究，难以雷同开具。契勘前项九十七人并六人共计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挥，所有今来臣寮上言，许子孙陈乞恩例次数，伏乞付三省措置施行。”⑦可见，针对诸多党人史事不全或者姓名不显状况，朝廷只对认定的103名元祐党人子孙准予推恩。不过，朝廷推恩人数虽有限，但党人之后龚颐正在撰述《元祐党籍列传谱述》时，“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迹……盖惟恐其阙然”。⑧ 《元祐党籍列传谱述》凡100卷，系龚颐正“以诸臣本传及志、状、家传、遗事之类集成之。其事迹微晦，史不可见者，则采拾诸书为之补传，凡三百九人，其阙者四人而已”。⑨可见，龚氏凭借一己之力尽力搜集编撰完整的元祐党人传记。又据李心传记述：“龚颐正字养正，和州历阳人。曾祖原，尚书兵部侍郎。颐正本名敦颐，少举进士不第，用洪丞相门客恩，为不理选限登仕郎，尝著《符祐本末》三十卷，又撰《元祐党籍三百九人列传》，所佚者六人而已。”可见，龚颐正颇为看重北宋后期史，尤其是元祐党人史事。另外，李心传所记《元祐党籍传》缺佚六人，而前述仅缺四人，二者所记微有差异。李心传对龚氏事迹接着叙述道：“洪内翰领史院，荐于朝，初授下州文学，旋补廸功郎、监潭州南岳庙。光宗受禅，改今名。用荐者，主管吏部架阁文字，迁太社令、宗正寺主簿。颐正著《续稽古录》，盛言侂胄定策之勋，由是擢兼资善堂小学教授，迁枢密院编修官。嘉泰元年秋，诏以颐正学问赅博，赐进士出身，兼实录院检讨官，付以三朝史事。是冬，迁秘书丞，未逾月卒。及侂胄死，有诏毁其《续稽古录》焉。”⑩可见，龚氏因得到领史院洪迈举荐，不仅仕途顺利，而且还参与了国史编修，私著有《续稽古录》。但是，却因他“盛言侂胄定策之勋”，《续稽古录》终遭被毁命运。陈振孙由此认为龚氏“非端士也”。(11)清四库馆臣亦批评道：“盖其心术学问皆非光比，故持论之正亦终不及光也。”(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