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环境文化中的荒野意识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望衡(1944- ),男,湖南邵阳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环境美学(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中国古代,荒野意识一直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文化形态,而是与一些重要的文化形态融会在一起,成为这些重要文化的背景或组成部分,主要有:始祖崇拜,突出代表是《山海经》。政治文化,即国家管理上的分服管理和中国独特的隐士文化。科学研究,包括与荒野相关的科学文化和与之相关的科学著作。艺术审美,即荒野是中国山水诗、山水散文和山水画的主要对象。居住风水,包含阴宅风水对荒野的接纳和阳宅风水对荒野的拒绝。天地精神,中国哲学意义上的天地虽然不等同于自然,但是以自然为基础,是指未经人加工过的自然,即荒野,它是中国人获取天地精神的主要源泉。中华民族的环境文化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它对于自然的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是改造自然,二是崇拜自然。荒野既是垦荒的对象,也是崇拜的对象。由于受生产力水平所限,农业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荒野,这成为维系中国生态平衡的基本力量,也成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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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20)04-0001-07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荒野问题开始凸现出来。为了保护荒野,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划定了自然生态保护区,并且实施国家公园战略。历史上,中华民族对待荒野的态度,虽然没有达到当今生态认识的高度,但也在别的意义上尊重荒野,保护荒野(包括在另一种意义上忽视荒野)。不管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清理本民族古代的荒野文化对于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荒野与始祖崇拜

       《山海经》是先秦著作。秦始皇焚书,它没有被烧掉,作者据说是帮助大禹治水的伯益。这部书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汉代以前的荒野意识。

       其一,荒野上充满着奇异的动物、植物,还有金、玉等矿物,这些动植物、矿物是人类最为宝贵的资源。如《西山经》云,有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1](P32)。“有兽矣,其状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蝼”[1](P30)。“有鸟焉,一首而三身。”[1](P32)这些奇异的动物应该都是有所根据的。又《南山经》云,仓者之山上,“有木焉,其状如谷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饴,食者不饥,可以释劳,其名曰白”[1](P9)。这种植物能吃,说明它已进入人的生活了。《山海经》中,不少山有“金”即铜矿,还有玉等宝贵矿产,它们均是中华民族始祖生产或生活的资源。

       其二,荒野上有神在活动。神的形象有纯为动物的,如《西山经》说:“有天神焉,其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其音如勃黄。”[1](P30)也有形象半为动物半为人的。《西山经》说,玉山是西王母所居,“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1](P31)。《中山经》说首阳山有吉神泰蓬居住,此神“其状如人而虎尾”[1](P115)。神居于荒野,充分说明荒野具神圣性。

       其三,荒野是中华民族始祖生活的地方。《山海经》中说到的荒野,“有轩辕之丘”,轩辕,黄帝之名,说明这个地方是黄帝居住的地方。“有槐江之山”,这座山物产丰富,有金、玉、雄黄,它是“帝之平圃”[1](P30)。这里说的“帝”是黄帝。有“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1](P31)。“少昊”是东夷族的首领,说他是神,是敬称。在中华民族,祖先就是神。

       《山海经》还记载了诸多始祖的葬地:“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1](P185)“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1](P219)

       其四,中华民族在其产生之初,发生过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虽然后来被神话化,然其最初的事实不容怀疑,这些事件均发生在荒野。如:“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1](P191)“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1](P201)“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1](P185)

       其五,昆仑山是中华民族的祖山。在《山海经》中,昆仑山的地位非常特殊,它是黄帝、帝尧、帝喾、丹朱、舜等建都的地方,也是百神所在,此地有神兽、凤凰,壮丽而又神秘。“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大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1](P225)“帝尧台、帝喾台、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1](P232)

       从昆仑山上建有史前诸帝的纪念台来看,昆仑山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与《山海经》性质相类的古籍还有题为东方朔所撰的《神异经》。《神异经》重在神异,此书也谈到了昆仑,但不强调它作为中华民族祖山的性质,因此,此书的地位远远不能与《山海经》相比。

       二、荒野与政治文化

       中国的国土在周朝时实行分服管理。所谓分服管理,是说将天子的领地,按距离都城的远近,分成不同的等级(服),大体上五百里为一区划,不同的服,均要尽王事,即为天子服务,只是因为距都城远近不同,尽王事的具体内容有别。《尚书·禹贡》说大禹将国土分成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的治理创立于禹,商周沿续,《国语·周语上》对这一制度予以肯定:“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2](P1)五服中,与荒野相关的是“荒服”。荒服,顾名思义,是荒远、荒蛮的地方,距国都最远。这样的地方,要不要服从中央政权呢?要的。体现荒服服从中央政权的具体做法是向中央政权纳贡。一般来说,荒服纳的贡品不是食品,而是奇珍异宝。国家对荒服的控制,体现出国家的主权意识。

       中国古代文化强调国家对天下的管辖,所谓“四海之滨莫非王土”。为了宣示王权对天下的管辖权,最高统治者往往采取巡视的办法,以宣示王威。天子宣示王威的地方,包括荒服。周朝统治者率先实施这一举措。周朝有好几位天子巡视过国土,到过荒服。最有名的要属周穆王了。关于周穆王巡视天下的事,有《穆天子传》一书记载。《穆天子传》共六卷,前四卷详细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之事,行程三万五千里,从周的国都出发,北渡黄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抵包头,过贺兰山,经祁连山,走天山北路来到西王母的国家,又北行一千九百里,至“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回国时走天山南路,这是“丝绸之路”最早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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