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整合，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与颠覆性技术生成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学科交融日益显著，这些因素迫切要求国家审计改革管理体制，注重创新驱动，激发创新活力。新时代是一个“大数据、大协同”的时代，协同创新将为大数据特征下的新时代国家审计发展集聚强大动力。1969年，哈肯提出“协同学”理论，并将其界定为：系统的各部分之间彼此协作，使整个系统形成微观个体层次所不存在的、新质的结构和特征。基于“协同学”理论的“协同”概念涵盖和谐、同步、协作、协调、合作等层面的内涵，是系统中若干子系统同步联结或相互合作的集体行为。新时代国家审计的功能实现面临着诸多瓶颈，且非正式制度因素以及不确定性因素等影响日趋繁多。协同创新是对新时代国家审计治理难题的回应，通过特定关联以自组织方式生成对公共经济权力进行审计制约的时空或功能结构，基于目标趋同、资源共享与互利互惠等原则，推进新时代国家审计的科学、效率与公正，使其由碎片化审计监督转向多元化审计共治，顺应了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5月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的“拓展审计监督广度与深度”的要求以及“努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的部署。 二、基于知识协同的新时代国家审计创新发展 新时代，大数据颠覆了传统审计理念，审计组织中的知识冲突日趋严重。国家审计机关应将知识协同作为审计知识创新的重要手段，优化自身知识系统中起支配作用的管理序参量，促进国家审计知识系统依照理想的状态演进。 （一）知识协同的时代需求 当前，世界进入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相融合的信息科技时期。然而，对于新时代带给国家审计的深远影响，相当多的审计人员缺少足够的重视和清晰的认识，彼此之间在视野格局、思维观念、知识储备以及创新思想等方面存有诸多差异。国家审计创新需要知识协同，它要求审计人员必须站在时代发展新高度，理念一致、知识同步、目标协调，共聚国家审计协同发展合力。新时代对国家审计的冲击主要体现于：（1）审计思路。新时代国家审计将从追求因果关系决策转向追寻关联逻辑取证，从碎片化测试转向网格化治理，从事后取证转向持续性监测，从静态化制约转向动态化管控，从粗放式管理转向精细化治理，从封闭式监督转向开放式服务。（2）审计范围。新时代国家审计将从运用随机样本抽样转向运用全体数据审验，从探索精确数据取证转向融合异构化等混杂数据核查，从关注被审计单位内部对账取证转向外部全网络稽核审计。（3）审计职能。传统审计职能涵盖经济监督、经济评价与经济鉴证。新时代国家审计职能广泛拓展，应为承载识别、测试、评价、揭露、自稳、监测、防御、预警、服务、促进等任务于一体的职能体系。新时代国家审计的功能变革主要是由批判式审计转向建设服务型审计，实现由“审计风暴”向“免疫系统”，再向“服务促进”的渐进式发展。（4）审计方法。传统审计方法涵盖查询法、核对法、观察法、抽查法、详查法与盘存法等内容。新时代下国家审计实务呈现多行业、多地域以及多对象相互关联之势，数据量级正在由TB级跃升至PB级或EB级，异构数据几何级增长。为此，新时代国家审计将从依托职业判断转向借助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取证，从查询验证式核对转向挖掘探测式取证，从“亲历亲为”式审计转向“人工智能”型取证，数据挖掘、语义分析、可视化分析、预测分析以及机器学习等大数据取证技术将被广泛运用。新时代，审计人员应具备切换意识、接轨意识、超前意识、效率意识以及风险意识，力求依托知识协同大幅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基于思路、范围、职能和方法等层面深层次把握审计规律，各成员携手互进，共筑审计执业愿景。 （二）知识协同的影响因素 审计成员之间开展知识协同的目的在于获取组织内部“2+2＞4”的协同效应。在知识协同过程中，协同绩效将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关键因素包括：（1）协同意愿。审计人员同他人开展知识协同的主观意愿由内部动机、外部动机与基本心理需要三方面所决定。当审计人员具有自主学习动力，或者拥有职业挑战感与工作乐趣时，内部动机将提升协同意愿；当审计人员获得工作奖励、互惠感以及成就感时，外部动机将增强协同意愿；当审计人员具有自主需要、关系需要以及胜任需要时，基本心理需要将激发协同意愿。（2）组织边界。组织边界包含物理边界、制度边界等不同类型。其中，物理边界基于空间层面限制了审计人员同外界的交流与互动，制度边界约束了审计人员同外部人员产生关联的权限及方式。各种边界壁垒不同程度地阻碍着审计成员之间知识的累积、转移及协同，使之易于形成“知识孤岛”。（3）知识异质性。知识异质性是指组织成员在知识背景、知识水平、专业特长、知识结构以及认知方式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有关知识差异性对知识协同绩效的影响，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以社会认知理论为依据，且基于信息过程视角出发，认为知识异质性能够为组织提供多样化的知识资源，有助于提升组织成员之间的协同绩效；第二种观点是以社会分类理论为依据，并基于人际关系视角出发，认为知识异质性将会引发团队分层，阻碍知识在组织整体中的有效传播与扩散，不利于协同活动的开展。国家审计机关需要引入团队层面的调节变量，如更高层次的团队认同等，以此解决团队分层下的知识冲突，通过一系列控制手段强化知识异质性对知识协同的正向推进。（4）知识管理能力。知识获取、知识吸收、知识系统化、知识社会化与知识合作化等系列知识管理能力直接影响着审计成员之间的协同绩效。新时代，国家审计具有开放性、继承性、动态性、建设性等特征，上述时代特性要求审计人员需要具备数据处理、数据共享、技术架构、应用服务等要素相融合的大数据审计应用能力，优秀的知识管理能力能够强化审计人员个体知识的协同与创新，进而提升自身的执业胜任力。 （三）知识协同的实施路径 Nonaka等学者将知识划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并提出SECI模型以及“场”的概念，指出知识转化有社会化、外部化、组合化和内部化四种模式。借鉴Nonaka等学者的观点，国家审计机关开展知识协同的工作重点应予涵盖：（1）长远谋划。国家审计机关需要高度重视知识协同建设，并做好统筹谋划与长远布局。首先，建立顺畅的知识共享机制和学习机制，孕育尊重差异、契约互信、协作创新的组织文化，提高审计人员的协同意愿；其次，制定合理的边界跨越规则及激励措施，强化审计知识的边界渗透；再次，设计科学的人才培养、激励与竞争机制，基于战略、项目、流程等层面培育审计人员的自我学习能力和知识管理能力，提高协同潜能。（2）培植知识协同“场”。知识协同“场”可被视为审计成员之间知识创造的特定时空平台，是审计知识创新的基础。国家审计机关有必要构建各种形式的知识协同“场”，如基于知识转化分类的初始场、交互场、系统场与练习场，再如基于情境分类的物理场、精神场与虚拟场，又如基于知识内容分类的业务场与学术场，并使“场”具备四项特征，即它是一个具有独立目标、任务与方向的自组织系统，边界开放，组织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愿景、目标和承诺，以及彼此所拥有的知识呈现异质性。（3）强化单个“场”内部的知识交融。依据认知理论，记忆中的知识是由传输线和节点联结而成的网状结构，每一节点既是知识需求源，也是知识供给源，它们在“场”中交互作用，使得自身势能不断发生改变。国家审计机关需要激发“场”内成员之间的互惠动机，拉近不同知识节点的物理距离、制度距离、技术距离与沟通距离，丰富协同响应过程，强化知识节点的协同重组，对于经验判断、模糊的思路、看似失败的取证经历等事项及时地通过质疑与反对、同意与鼓励、激烈的争辩等方式进行反馈，促进“场”内个体认知的融合创新。（4）推进“场”与“场”之间的知识整合。协同“场”并非孤立存在，当出现知识缺口或同其他“场”发生资源关联时，“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成为可能。国家审计机关需要从两方面加强不同协同“场”之间的有机整合：其一是培养具有较强的决策、谈判、学习、创新等能力的边界人员，促使他们融入不同“场”之中。边界人员能够凭借自身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发现不同“场”之间的需求关联，并为之提供全新的视角与思路，促进不同“场”之间知识的衔接与交叉；其二是将复杂审计事项下相互依存的系列审计任务寓于不同协同“场”之中，以任务为纽带促进不同“场”之间知识的碰撞、匹配与聚合，化解它们之间的目标冲突、过程冲突和关系冲突，增强“场”际黏合力，推进“场”与“场”之间知识的嵌入、共享与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