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逐渐分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传统以政府为主导的宏观语言规划在推行与实施上面临挑战，国外学者开始思考微观层面的语言规划。20世纪80年代初，喀普兰（Kaplan）较早提出微观语言规划的研究，并于1997年明确区分语言规划的宏观（macro）、中观（meso）和微观（micro）3个层次。[1]托尔夫森（Tollefson）也指出，未来语言规划会从宏观向微观问题转向，并会与交际民族志、微观社会语言学等理论[2]联系起来。巴克霍伊岑（Barkhuizen）和诺奇（Knoch）[3]、卡纳加拉哈（Canagarajah）[4]和巴克霍伊岑（Barkhuizen）[5]等也先后对教育领域、学校社区语言规划开展了研究。微观层面语言规划的兴起，是对宏观语言规划活动的补充。“治理”概念因符合这种需求，被引入到语言规划研究领域。“治理”概念，最早被运用在管理领域，[6]之后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领域广泛使用。由于研究目标的差异，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对“治理”概念的界定存在差异，但对“治理”概念的一些基本特征，却形成了共识。首先，学者们都认同“治理”体系是权力多中心化的，没有占主导地位的领导主体；也因此，政府、社区、企业、公司、学校乃至个体均是地位平等的治理主体。最后，治理过程中，传统强制的命令方式被协商、互动、合作的方式替代[7-8]；洛克森（Loughlin）和威廉（Williams）在《语言与治理》指出，正因为传统的“政府为主导”的强制式语言规划方式难以适应现实的需求，语言治理规划观才发展出来，其核心是构建一种“水平化”的语言规划模式[9]，打破过去“垂直性”的语言规划层级[10]132。 西方学者对语言治理规划的研究主要涉及对语言治理概念、原则等问题的理论思考，基于个案的语言治理方式研究等。[11-13]从国内现有成果来看，以往的语言规划研究，学者偏重的多是宏观层次的国家语言规划活动，往往聚焦国家外语战略规划研究[14-15]、国家安全语言战略规划[16-17]、国家外语能力规划或外语教育政策规划[18-20]、华语规划研究[21-22]等。学者对语言治理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涉及内容最多的也是对语言治理概念、原则等问题的理论思考，比如语言与全球治理[23-24]、语言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关系[25]、特殊领域的语言治理框架[26]；其次是语言治理的国外理论与经验介绍[27-28]；还有一些论文是从具体问题出发来探讨治理对策与方式等[29-30]。 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发现，现有成果中描述性研究居多，结合实际案例的分析偏少；结合中国语言生活事实讨论语言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也较少，有些研究虽提及到具体语言问题的治理，但治理对策的提出也多限于主观的设想，操作性程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语言治理研究的深入发展，也无法为我国宏观层面的语言规划提供实质性的决策参考。基于此，本文着重讨论以下几个问题：语言治理观提出的背景，语言治理的理论基础和主要研究内容及语言治理观的实践范式。 一、语言治理观的产生背景 （一）国家新战略的需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制度体系的完善，表现为社会的方方面面应被纳入完备的制度框架内良性运转，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确保社会不同层面的动态平衡。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亦是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者、阐释者和建构者[24]3，在国家治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把政府的治国理念和方针进行详尽的阐释”[31]23。 在国家战略的新目标和新思路的影响下，新型语言规划观——语言治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语言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治理体系的提升，关系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理解[32]，也关系着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一方面，语言环境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语言环境建设是社会文明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语言服务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优化语言服务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二）语言生活现实的需要 语言治理观的兴起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特定产物，是社会语言生活发展的需要。 城市化中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各地区居民杂居成为常态；社会居民构成的改变，带来语言生活的变化。根据学者们多年来的调查与研究[33-38]，当下语言生活主要特征概括为：（1）多语码化。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或其他语言变体混杂成为常态，同质单语码的语言生活被复杂异质多元的特征所代替。城市化率越高的城市，其语言多语码化趋势越明显。（2）语言功能、语言使用空间的分化。比如，普通话成为公共场所的主导语言，方言或其他语言变体被压缩为家庭语言。（3）社区和居民语言需求等出现分化。比如，在多语码化的背景下，各类新型的语言变体也逐步出现。普通话层面的变体有标准普通话、地方特色普通话、杂糅普通话和新混合语；方言层面的变体有地道方言、普通地方话、杂糅地方话和新方言等变体。这些变体的出现是社区和居民语言需求分化的结果，每一种变体都对应不同社区和不同群体的语言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