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底1945年初，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曾在大后方掀起不小的浪潮。既往研究重在展现从军运动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发起、宣传，未能指出蒋介石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隐秘动机。①其原因，一方面是这类研究大多依赖公开的、偏重宣传的资料，此类文本出于国内外观瞻考虑，极力宣扬学生从军的光荣事迹以及运动为建立现代化军队所做的贡献，避而不谈政策出台背后蒋介石的政治动机；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存在混淆“学生从军运动”(1943-1944年)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1944-1945年)之处，认为两者是一以贯之的运动，这更加模糊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性质与目的。②本文拟从运动提出的背景、国民党内部的商讨，运动经过及青年军的组建三个方面，透析抗战后期蒋介石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决策与动机。 一、另起炉灶 1945年初，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告一段落，新入伍青年编入青年远征军。对此，时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特向中方建言，要提高中国军队的整体素质与作战效率，从军青年应“分补于各军师内”，不必特殊化，另成远征军。③从单纯的军事改良初衷出发，此办法当然更具有合理性。但是，青年远征军最终仍单独成军，不但没有对当时暮气沉沉的国民党军产生任何刺激，而且，如蒋介石私下所言，“(青年军)并非即使赴前线作战，亦不即准备提作军校学生，而是储为将来建国之用，并属指导委员会可仍保留云”。④ 从合理的逻辑推之，通过从军运动的手段想要达到的目的无外乎两方面：一是补足兵源缺口；二是提高兵员素质。换句话说，这本应是一项单纯的改良兵役之举。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报名从军的青年不仅未被派遣到吃紧的前线，更未补充到其他缺编少员部队，而是要“储为将来建国之用”。事实上，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几乎由蒋介石一手策划与主导，其背后是蒋氏面临当时急剧恶化的政治、军事大环境所采取的应变手段。运动表面以知识青年为号召，以军事作战为导向，实则深埋着蒋介石的隐秘动机——另起炉灶，多一手准备，应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最坏局面。 时间回到1944年七八月间，此时的国民党政权面临抗战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国民党军被日军的“一号作战”打垮，国府失城弃地。党内弥漫着焦虑不安的情绪。“欧洲充满一团喜悦兴奋之气，独我国战场上黯淡艰苦”，陈布雷在日记中不经意的记录，折射出国府中人的普遍心态。⑤ 军事溃败加速国民党政权致命弱点的暴露。蒋介石内心清楚，一旦军事恶化，“政治上必内外夹击”。⑥所谓内外夹击，盖指美国与中共双重的压力，日益动摇着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美国方面，1944年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明确要求史迪威任蒋之实际参谋总长。这等同于向蒋“逼宫”，威胁蒋介石权力的核心基础——军权，动摇其统治力和在党政军内的威望。对此，蒋自承备受屈辱。⑦史迪威指挥权危机，反映出美国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极度怀疑与失望，亦折射出大后方全面溃烂的内政时局。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已千疮百孔，随时有崩塌可能。蒋介石反躬自省之语尤其道出了局势的窘蹙：“甚以此次所遭受之艰危与耻辱(指罗斯福来信——引者注)，为最大之幸事，否则军事、政治与外交、经济等之腐败恶劣，以及各种内在之危机，皆将潜伏益深，而后患之大，更将不可救药矣。”⑧中共方面与国民党方面形成此消彼长之势，顺势提出“联合政府”口号，与国民党政权一党训政相抗衡，压迫蒋介石交出政权。⑨ 内有中共日渐提升的军政力量，外有美国各界或明或暗地催促蒋收拾残局。内外交困之际，国民党内曾有不少针对党政军各方面的建言，认为有必要开展彻底的检讨与革新，以扭转颓败气象。⑩但是，蒋介石谨小慎微的处事风格，决定了其很难大刀阔斧全盘改革，即便在此危难时刻，蒋介石身旁的侍从秘书唐纵“忖度委座在目前，不愿多所更张，战后当有一番改革，然而并非彻底之改革!且其时机过迟，是否有效，颇为可虑”。(11) 当然，蒋介石也并非毫无动作。在此前后，他曾置重点于军事整顿与党的改革。首先，蒋介石在七八月间临时召开了黄山(重庆)整军会议，紧急布置军队改良事宜。蒋对这一抗战后期最大规模的整军会议是有相当期许的，四次亲自出席提案审查会，对兵役、军需等军政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检讨。不过，会议在蒋介石的督责与呵斥声中，换来的也只是无法真正落实的提案，军委会高层不愿意也无力去撼动积弊已深的旧制。唐纵观察到，整军会议为中国政治前途之最佳说明，预料必无结果，特别是“人事顾虑多，无人愿意提出白纸方案……大家都不愿意得罪人，尤其权贵”。(12)会后，最大的整改动作也仅是军政机构及其主事人的调整，并未触及根本。(13)整军会议中对兵役问题的检讨，尤能反映出蒋介石面临的无奈境地。会议召开前夕，各地接二连三传来兵役腐败的消息，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触目惊心的实地考察报告，使包括蒋介石、陈诚等与基层实态脱离太久的国民党高层深感震惊。(14)然而，整军会上，除去蒋介石对兵役署的痛斥外，并未见深入检讨，军政部及兵役署也未提出切合实际的改良方案。针对兵役的几个基本问题，“大家认为这是原则，这是理想”，敷衍塞责之态暴露无遗。(15) 同样地，在党务方面，蒋介石的智囊人物熊式辉向蒋谏言，党之改造“不是召开代表大会即可解决，必有周详之研究，绵密之准备”，言外之意，不能再因循旧规，但蒋则认为只要早些召开代表大会，“改革方案不难预备”。(16)陈布雷同样为国民党之无能忧心忡忡，无奈蒋介石“有意改组党，但恐无能为力”。(17)最终，蒋整顿党务的最大动作，仅是撤换组织部部长，以陈立夫替换朱家骅，以一派系代替另一派系。(18)由此可见，在此危机关头，尽管蒋介石对现状有稍作改革的意图，但受到体制内盘根错节的牵制，未必有能力改变既有运行轨迹，作大刀阔斧之更张。美国有报刊舆论判断认为，“中国力求将种种难免之改革延期至战后实行，其目的无非欲保持国内脆弱之团结，以免因改革而招致摩擦与分散力量”(19)，可谓精辟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