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K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0)-05-0027-22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实践而言，1956年的关节性意义不言而喻。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完成，标志着作为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提前终结。从此，国家建设的制度属性发生变化，真正转向社会主义道路。在工业领域，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完成，意味着近代以来由民族资本家主导的私营体制不复存在。几十年来，历史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和叙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在新世纪以来新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语境的促动下，不少相关的地方性个案研究，试图重新思考之前历史叙述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论述。概括起来，这种讨论方式更加重视地方档案的使用，但是对于常见的中央文献尤其是中共领导人的理论表述和政策规划的把握，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事实上，很多此类叙述只是在概念层面直接引述文件，并没有深究其背后包含的问题意识，尤其是历史推动者构造社会的经验来源、实践动力以及遭遇的困惑与苦恼。不仅如此，研究者往往预设了当下经验的正当性，以此来选择和裁定档案材料，从而构造否定性论述。而对于这些文献相对应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它们与不同实践脉络和问题形式的内在关系以及与上层理念设计的互动方式，并没有给予足够关注。而要公平地对待有关历史，还有许多关节、曲折需要后世研究者的进入、拿捏和理解。 在笔者看来，突破既有叙述与理解的不足，关键在于如何既内在又开放地把握历史推动者构造社会的观念诉求、实践形式与现实后果。具体来说，这个问题包括以下两个层次。其一，每一项政策文件的制定和推行，既包含着中共在长时段脉络中形成的观念逻辑与实践经验，也因应着特定处境的问题状况。但问题意识的形成和政策方案的推行，其实是对问题状况高度选择和构造的结果。重要的是，这种选择与构造能否撬动现实矛盾的核心方面，能否有效调整和转化既有的经验感觉和实践能力。其二，所有的政策方案最终都将落实为基层工作者的具体行动，但这些行动的展开并非政策的直接对应物，他们有自身的现实感、问题意识与习惯行为模式，前者只是规划和调整他们工作方式的媒介。在这种特定的互动关系中，政策最终如何重构个体的经验感觉和价值感觉，便不容易通过直观的方式获得理解，而需要深究基层组织中社会关系与行动感觉方式、情感结构的变化过程。 从上述问题脉络出发，本文对1956年私营工业改造的重新讨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关注主导者的政治眼光、现实敏感性以及推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问题转化的方式。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意涵，不同位置的主导者有不同的把握方式。通常学界会注意到毛泽东和陈云的理解，而很少注意赖若愚对于工会实践功能的重视。事实上，三个人关心问题的眼光侧重不同，毛泽东更重视政治关系，陈云更注重经济维度，赖若愚更关注生产组织。通过这三个维度的参照和校正，不仅能够扩充我们理解他们的理论判断与政策设计所需要的问题和视野，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捕捉改造过程中不同层次矛盾的构成方式。另一方面，以天津的地方性改造实践为例，整理这些政策落实在具体的历史对象时所产生的实践效能以及问题后果：当时的地方领导人如何领会和传达这些政策，如何应对地方性的特殊状况？参与改造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遇到怎样的问题？政策指示的改造方向是否足以帮助他们应对这些问题？改造实践的完成究竟重构了怎样的集体和个人关系？ 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充满昂扬向上的政治自信。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大，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他们当时的乐观态度。然而，1956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很多地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显示此前未曾被充分意识的问题层次，而旨在调整这种不利局面的整风运动则很快转向反右派斗争。不仅如此，赖若愚此前为之殚精竭虑的工会工作，在1958年受到全面批判和否定。这些转折在很多后来研究者的视野中显得突如其来，但这些状况的出现是否真的无从追思？它与此前中共高度自信的改造实践究竟处于怎样的关系脉络之中？显然，要真正理解这些问题，便不能简单地局限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孤立脉络，而是需要打开与之高度相关的结构性问题面相，尽可能贴近历史展开的实际过程，才能由此探究更为完整的历史图景。 一、加快改造的历史前提：新中国成立后私营工业的形势与政策 讨论天津私营工业的改造实践，首要的问题是认识视野的调整。如果说上述叙述社会主义改造的视角有内在限制，那么，重构理解地方性实践的历史语境亦即在怎样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中把握地方改造的展开过程，便是叙述这段历史的首要环节。 中共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态度，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并不相同。尽管这两个阶段都遵循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主要目标是团结一致争取战争胜利，而新中国成立后则依据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团结的基础上强调限制和利用。换言之，此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态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充分意识到生产能力与所有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制度选择而言，民族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是终究要被消灭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处境下，又不得不依赖他们获得至关重要的发展条件。然而，当时大多数接管工厂的干部和工人尚不能准确把握这一审慎措辞背后的总体眼光与多重立意，所以，按照刘少奇的说法，当时反“左”要比反右困难得多①。事实上，一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种“左”倾情绪始终未能得到妥善化解和安顿。 细察起来，基层干部和工人对待民族资本家态度的不稳定性，也与中共高层的一些不同认识有关。接管之初，刘少奇强调限制，但更重视利用和发展，而毛泽东则在意利用，但更突出限制和斗争②。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业生产的规划安排中，这种不同认识不断浮现。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态度始终居于主导位置，尤其是1955年下半年开始加速的改造步伐，与他的考量和判断密切相关。对此，薄一波在后来的回顾和评述中指出，毛泽东在1953年前明确强调对“资本主义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管理、文化的进步成果”的充分借鉴和吸收，但社会主义改造后，他“发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结束得过早和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得不够时，几次想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但未能如愿”。在薄一波看来，“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得比较好，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③然而，深究起来，毛泽东的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上述判断与酝酿改造之初的特定语境有关。后来进入改造高潮之后，形势进展超出预期，他的态度也随之变化。而要理解这种变化的历史内涵，必须回到改造实践展开的具体环节，探究在不同条件下私营企业问题被中共领导人理解、把握和构造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