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0)04-0170-16 新中国成立以来，读报组作为一种群众教育的重要手段，在上海的机关、学校和在里弄居民中普遍存在，但效果却不尽相同。机关、学校虽然都组织了读报组，但往往流于形式。首先，机关、学校人员不仅有看报的能力，而且有看报的习惯，是爱森斯坦所谓“阅读型公众”。①代表性观点如“每个人都会看报，何必多此一举”，“这是宣传部门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在读报方式上“不能算是读报，只能算是看报；而且没有中心，报纸任凭选择，内容也由各人自己拣喜欢的看”。②华东师范大学有很多小组“根据报纸随便读上一段，事前不选择、不准备，所读的材料不能完全配合同学的需要；读的人草率敷衍，听的人也就不起劲儿，讨论起来像蜻蜓点水式的扯淡一番，或者相对默然”。③其次，他们在单位里本来就共同过着有组织的生活，④有各种政治学习、业务学习，认为读报占用了工作时间。“读报是重要，但工作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来看报。”“看报是空闲的事”，“有了空才去看看”，“毛主席朱总司令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要读报，我们不看报不是也可以工作和学习吗？”有的干部将读报看作工具，认为读报的确能在中心运动中起作用，但片面地把读报工作看作突击工作，有中心任务来加把劲，过去就松懈下来。⑤ 相形之下，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中下层民众来说，读报组的设立显得更为必要。相关研究也认为，在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群体中，读报组的发展更为突出。⑥1949年以后，虽然新政府进行了大量的扫盲工作，但是许多人还只是脱去了文盲帽子，看报仍有困难。他们要了解国内外大事，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开阔眼界，提高觉悟，做好工作，就需要有人为他们读报。⑦不同的档案材料与报纸新闻都反映出，识字班的建立多半与读报组有直接关系。从经济上考虑，有些读者没有能力单独订报，合订报刊也可以减轻每个人的经济负担，⑧要向报社写信，也是几个人组织起来便当。⑨读报组这种形式在上海里弄居民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它是互助的，所以不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它又是灵活运用的，在方式上、时间上可以因地制宜，所以发展起来很快，不论男女老幼都乐于参加。⑩里弄读报组与单位读报组最大的不同，在于将原本远离政治的普通智识的非单位人群的生活、娱乐、政治学习集中起来进行改造。对于上海基数巨大、自由散漫、关系复杂、利益多元的里弄居民来说，读报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早期关于读报组的研究多从政治宣传、思想动员的角度来阐释读报的功能、影响，指出“读报组”是党报顺应“中国革命”逻辑，实践“群众路线”的产物。(11)这些研究虽然认为“读报”的发展历程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其理论视野并未脱离党报理论的大致框架，也未探究读报对城市普通民众带来何种影响。近期的研究者使用更为多元的研究路径，观察到更为多样的图景。杨丽萍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读报组看作是“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实施者，把重点放在集体读报的政治效能上。(12)周海燕采用“文化社会学”的路径，认为读报小组通过集体阅读、讨论和写作，形成了“圈层共振”的集体意义生产机制。(13)詹佳如聚焦于“读报组”这种阅读实践本身的特殊性——“集体”阅读，考察读者、文本与组织之间的关系。(14)沙垚重点考察了农村俱乐部在农村读报组从群众运动到经常化制度化的过程中的作用。(15)他们对集体读报的具体组织、运作以及反馈机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摹，显示出从重在宣传到关注接受的范式转变。但这些研究都将社会各群体的读报实践混为一谈，或者虽有所侧重(如“基层”“农村”“广大民众”)，但是因其所指较为模糊，在征引材料时又与其他群体混同，导致在分析时或者高估读报组的政治整合功能(“塑造了社会成员全新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人格”)，或者仅将其谨慎地称为“某种外在于自身的要求”，“某种构成性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群体的读报实践在具体展开方式、效能和意义生成机制、影响方面相距甚远，若要一概而论，就容易落入要么言之凿凿，要么语焉不详的窘境。 集体读报在党的宣传史上虽然有迹可循，甚至有一脉相承的理论指导，(16)但对于自有成熟生活逻辑的城市居民来说，却是十足的新鲜事物。不管是党报理论、历史社会学抑或是文化社会学的视角，以往研究主要是将读报组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进行的基层教育组织和形式，没有在更微观的层面上，探究在特定人群中读报组如何运作、意义的生成机制。要探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体读报的传播情境中，普通智识的非单位人群的生活逻辑与政权的革命逻辑之间的冲突与调试，仪式的视角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一、政治仪式：一种分析框架 仪式与象征连通了概念和具体事物，使人们能够直面混乱的经验世界。涂尔干借助集体表象、集体欢腾等概念构想出了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凝聚理论，强调仪式在生产和维持一致性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涂尔干的观点聚焦于单一宗教社会，在解释信仰多元的大型复杂社会时其有明显局限，后继研究者试图突破结构功能主义，不是理所当然地将仪式看作制造或维系社会整合的象征性实践，而是加入社会和历史变迁的维度，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翻修涂尔干的理论，重新定义仪式。(17)在涂尔干之后，部分研究者绕过“信仰”“信念”这一在大型社会中难以确认的领域，提出“形式化的行为”这一更为开放的概念，强调仪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而非符号或观念。如果我们将仪式看作一种分析类型，而非一个确定的实体，会发现这是一个包容性极强且极有活力的研究领域，囊括了诸如象征、信仰、表演、集体情感等关键性概念。在本文中，我们反对将仪式看作是固定的、本质化的存在，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仪式表演都仅仅是假想形式的粗略近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