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大暴动”到“闽西一大”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新屋,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内容提要:

苏维埃革命在中国的兴起,绝非是“外来”或“突变”的产物,而应视为本地源流和外来源流“历史合力”的结果。但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并非是一种均质的历史状况,各地苏区革命的兴起在时间和空间上充满差异,只有从地方社会自身的脉络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当地革命的兴起。以闽西苏区为例,从“四大暴动”至中共“闽西一大”,是闽西革命的兴起阶段。考察这段时期闽西革命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闽西革命的兴起跟三种源流有关,即厦门源流、广州源流和日本源流。闽西革命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三种源流相互融合叠加、交织互动,当然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分化组合的结果。只有揭示闽西革命的这三种源流,才能更好地理解闽西革命兴起的具体情形,从而更好地建构闽西苏区研究的多元叙事。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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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4-0024-10

       一、引言:构建闽西苏区研究的多元叙事

       论及苏维埃革命在中国的兴起,一般会以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为圭臬。但“中国最初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故乡”,②因此对这种宏大叙事仍需落实到更为微观的层面,从具体的实证研究出发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和程度。实际上,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并非是一种均质的历史状况,各地苏区革命的兴起在时间和空间上充满差异,革命的外来元素与本土元素之间的结合,也有许多需要“深描”(thick description)之处,因此从地域社会史的角度(结合“长时段”和“小地域”)阐发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对此,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指出:“虽然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对中国革命进行研究的专著,但是我们似乎仍然不能回答这么一个问题: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这些1921年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怎样以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主义来吸引社会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的。”③因此近年来的研究趋向于从某种新革命史视角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起源展开论述。如韦思谛(Stephen C.Averill)《高地上的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在江西的崛起》通过分析井冈山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土客矛盾)来揭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起源;④罗威廉(William T.Rowe)《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借助长时段的分析手段,试图从地方社会的微观视角理解湖北麻城地区革命的兴起和发展;⑤刘力妍《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建(1903-1921)》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为切入点,讨论传统观念与新输入的思想相碰撞相融合并最终塑造出一代新学生的过程。⑥具体到闽西苏区的研究来说,要理解闽西革命兴起的具体情形,必须结合宏观和微观论述,尝试回答以下问题:闽西地区有怎样的本地源流?外来革命源流是经由怎样的历史机缘进入闽西的?外来源流如何与本地源流相接榫并产生行动主义(activism)的力量?

       闽西革命根据地位于福建西部,西部与赣南毗连,南部与粤东接壤,其空间范围包括今龙岩全境,三明的明溪、清流、宁化、泰宁、建宁等县,以及漳州平和县的部分地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时间范围上,通常认为1930年3月邓子恢担任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成立——闽西政权建设则应追溯到更早的1929年7月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闽西一大”),标志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而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离开中央苏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进行战略性转移,标志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结束。⑦从1930年3月至1934年10月,闽西革命根据地前后历时4年7个月,在绝对时间上并不算长。但是在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以后,闽西红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直坚持斗争到1949年全国解放,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真正称得上“红旗不倒”的两块革命根据地之一(另一块在海南,即琼崖苏区),长期保留了土地革命的果实,在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上深具地方特色,同时又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和地位,这也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有关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研究,目前已出版了六种通史著作,分别是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写的《闽西革命根据地》(1978)、蒋伯英和蓝荣田编写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史话》(1979)、孔永松和林天乙编写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简史》(1980)、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写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史》(1987)、蒋伯英编写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史》(1988)、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闽西人民革命史(1919-1949)》(2001)。这些著作出版于不同年份,但在叙及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时,其基本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比如,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写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叙述是:“红四军三打龙岩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在闽西亲自领导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工作”;⑧由蒋伯英独著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史》则叙述:“闽西各级党组织在红四军的帮助下,领导群众迅速把土地革命斗争引向高潮,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肃清了闽西的反动统治势力,创建了大片苏维埃区域。”⑨由此可见,“红四军入闽”与“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之间构成线性因果关系,已成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研究中毋庸置疑的预设或基础。

       事实也的确如此。红四军前后三次入闽,其中,1929年3月11日和1929年5月19日,红四军在两次入闽期间,配合闽西地方武装扫清了盘踞在闽西各地的军阀残余和民团势力,打开了闽西地区工农武装革命的局面。也正是在这期间,毛泽东制定了“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至割据区域相连接”的战略方针。⑩因此红四军入闽确实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的直接条件——当然也是外来因素。此外,中共闽西“一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曾在调查座谈中谈到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六个条件,包括:(一)闽西根据地已有八十万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而且暴动起来了;(二)闽西各县有了共产党,这个党与群众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三)闽西各县已建立了人民武装——红军、赤卫队;(四)闽西的粮食可以自给;(五)闽西处于闽粤赣三省边沿,山岭重叠,地形险峻,便于与敌人作战;(六)敌人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11)这当然也可以视为对闽西革命源流的总结,但是毋宁说这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观点在闽西的具体化。必须考虑到,闽西革命的兴起自有其更复杂的历史场景,即使红四军与闽西革命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也绝非是单线性或(和)单向度关系。(12)因为理解闽西革命的源流的问题,并不单纯指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而是应该追溯到更早的闽西地方暴动,即闽西“四大暴动”。为行文便利兹列表如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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