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0)05-0089-14 史观或历史观，是历史研究的立场与指导思想，涉及对历史的根本看法以及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关于台湾史观，学界有不少探讨。①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台海两岸学界关于台湾史研究的史观不尽相同，甚至不无对立，这样便使两岸学界交流难有对话，要么有意回避，要么自说自话。整体而言，台湾学界的台湾史观有从统一史观转向“台独”史观的历程，现在“台独”史观是主流；而大陆学界的台湾史观则始终坚持统一史观，一般笼统地用中国史观。这里针对“台独”史观，谨提出两岸一体史观与之对应，略加分梳，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两岸一体史观提出的学术背景 为什么要提出两岸一体史观？ 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学界“台独”史观泛滥，早已成为台湾史研究的主流话语。 其实，台湾岛内台湾史研究的史观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就是从统一史观转向“台独”史观，“台独”史观从边缘走向中心。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史明与曹永和、杜正胜，而李登辉与陈水扁、蔡英文当政之时不断推行修改历史课纲，实行“去中国化”的“台独”历史教育，则是在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具体落实。 有“台独教父”之称的史明，也是“台独”史观的鼻祖。1962年他出版日文版《台湾人四百年史》，1980年出版中文增订版，是“台独”史观重要的宣传品。史明的“台独”史观最眩人耳目之处，就是其标榜用唯物史观撰写台湾史，有谓：“站在台湾人劳苦大众的立场”，“以分析基层构造即社会经济为出发点，来观察台湾社会各阶段的形成发展”，“阐述台湾民族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又谓：“要站在四百年来从事开拓、建设台湾而备受外来统治的台湾人的立场，来探索‘台湾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及台湾人意识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希望透过台湾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寻到一条我们一千万台湾同胞求生存所能遵循的途径。”②晚年史明仍然宣称：“《台湾人四百年史》最与众不同之处，还是在于它的立场。因为历来关于台湾的史书与文献，毫无例外的，都是由外来统治者，即荷兰人、日本人、中国人及其他外国人所写，都是站在外来统治者的立场。即使是身为台湾人的连横所写的《台湾通史》，也是以中国人、北京当局的立场来写，像林爽文这些台湾大众眼中的抗暴义士，都被他写成匪徒。《台湾人四百年史》是第一本站在四百年来从事开拓、建设台湾而备受外来统治者欺凌压榨的台湾人的立场，来探索‘台湾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及‘台湾人意识’的形成过程的著作。”③史明不是学者，是“台独”活动家。他撰写此书，是为其“台独”运动寻找历史依据。台湾学者认为“它是一本运动性的书，它要展现所谓台湾独立、台湾人意识、台湾民族论的运动性的书”④。正因为史明此书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是带有极端偏见、任意剪裁史料的政治宣传品，所以其影响更为恶劣。有鉴于此，国台办曾组织台湾史研究的专家撰文，汇编成《史明台湾史论的虚构》一书，在台湾出版。⑤该书不但从学理上批判了史明虚构的所谓“台湾民族”论、“台湾人意识”论、“台湾汉人”与“大陆汉人”区分论、“反唐山”论、“台湾独立建国”论、“荷据以来台湾和中国大陆属于不同的经济圈”论、明郑与清及民国时期台湾是中国的“殖民地”论、日据时期“台湾近代化(资本主义化)”论、战后台湾“(美蒋)双重殖民地性经济”论和“(中国—台湾)民族矛盾”论等诸多谬论，而且从政治上揭穿了史明“台独”史观的反动本质，揭露其“以伪托的历史唯物论，欺世盗名，为反民族、反华、反统一的逆流服务；为反共和当代新帝国主义‘拆散中国’的阴谋服务”⑥的反动面目。尽管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宣传品，对台湾岛内及境外“台独”人士的“台独”运动与台湾学界的“台独”史观仍然有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 著名台湾史学者曹永和是台湾岛内台湾史研究的史观发生转变的枢纽性人物，这个转变的枢纽就是他首倡的所谓“台湾岛史”概念。如果说史明的影响还主要是在一般社会层面，那么曹永和的影响则直接深入到了学界。曹永和早期研究台湾史也是典型的统一史观，认为台湾历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部分，台湾与中国大陆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他说：“台湾史的基本性格是在于数千年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不断地分向四方扩展，终于自大陆滨海地方，将其活动范围推进到台湾来，前仆后继，入殖经营，终于建设了汉人社会的过程。所以台湾的经营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章，也是中华民族所蕴蓄深厚潜力的发挥。”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至是台湾与中国名实连成一体，变成不可分的一部。”⑦曹永和史观转变的标志是1990年提出所谓“台湾岛史”概念。他自称这个史观转变是因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有谓：“法国年鉴学派主张拓展研究领域和视野，提倡以地域和人民为主，而非国家与政治挂帅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使我的台湾岛史研究脱离故步自封的本土沙文主义，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视野下，展开台湾与世界的对话。”⑧关于“台湾岛史”概念，他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舞台，从史前时代起，便有许多不同种族、语言、文化的人群在其中活动，他们所创造的历史，都是这个岛的历史。”他提出“台湾岛史”概念，希望“台湾史研究跳脱出学界目前泛政治化的解释模式”，而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研究历史、解释历史”，“在台湾岛的基本空间单位上，以岛上人群作为研究主体，纵观长时段以来台湾透过海洋与外界建立的各种关系，及台湾在不同时间段落的世界潮流、国际情势内的位置与角色，才能一窥台湾历史的真面目。”他还特别提到，当时台湾正向“海洋文化”转型，“台湾岛史”概念“有助于海洋文化基础工作的建构”。台湾史研究不能局限于汉人的观点与政治变迁，“要架构出结构性(structural)、总体性(total)、全球性(global)的史观”，提倡要超越“过去的汉人中华沙文主义”，研究“多族群的台湾岛史”。⑨作为学者，曹永和自己并不明确提倡“台独”主张，其“台湾岛史”概念文字表述也是较为模糊隐晦，但实际上当时曹永和无论是历史观还是政治立场也已开始明确地转向“台独”是毋庸置疑的。从历史背景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外有一股强烈的用西方蓝色海洋文明批判中国黄色内陆文明的思潮，曹永和1990年提出“台湾岛史”概念与海洋史研究，似非偶然的巧合，其意何在，不言自明。在历史观方面，曹永和自称其提出“台湾岛史”概念是其研究观点的重大调整，也是对当时台湾岛内本土化思潮的因应。他说：“我过去的研究，是以台湾汉人开发的过程作为核心问题。然而台湾解严以来，本土化的思潮冲击台湾社会，置身在社会脉动中的历史学者，不得不对过去的研究观点进行反思，也因此产生了重大的调整。我的研究主体，由原本的特定族群调整为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活动过的所有族群，所以我才提出‘台湾岛史’概念，来架构台湾史研究的主体。”(10)与历史观调整的同时，是其政治立场向“台独”的转变。他坦然加入台湾历史学会与北社等“台独”社团，完成了政治认同的变迁。曹永和在访谈中自述：“1995年(民国84年)，台湾历史学会成立，我也应邀入会。虽然这是个政治性较强的社团，但是身为台湾人，应该对台湾有所认同，这是一个认同变迁的过程吧！所以2002(民国91)年北社成立时，虽然我不在台湾，也未参加过相关活动，但他们将我列为发起人，我也觉得可以接受。”[11]曹永和的“台湾岛史”概念提出后，在李登辉时期“建构台湾主体性”与陈水扁民进党当局推行“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政策推动下，迅速在学界与社会占据主流地位。正如曹永和的三子曹昌平所说：“他认为他一向擅长的‘台湾岛史’的研究，在这几年台湾民主开放过程中已逐渐被中央重视，不论在学校、学术上已渐成气候，研究方向也渐渐由早期汉人自中国移民到台湾的研究扩大到更宏观的研究，不再只是台湾史、原住民史的研究，而这些方向已成为国内一般研究台湾史的重点。”(12)曹永和的“台湾岛史”概念反映的“台独”史观，在学界尤其是中小学校历史教育中的具体推广，杜正胜建构的“同心圆史观”起了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