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20)09-0063-007 2020年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发表90周年。1930年年初，面对仍处低潮期的革命形势以及敌人发动的“三省会剿”，红四军中的部分人员右倾悲观情绪又有抬头，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持怀疑态度。对此，毛泽东在上杭古田写下了这篇著名通信文章，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文章回击了党内一些同志对革命前途持有的悲观思想，批评了对时局不切当估量导致的错误行动，揭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发展道路，展现出对革命力量和前途的强烈自信。9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经典著作，回顾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条件下不懈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奋斗历程，对于我们在新时代认清发展形势，增强道路自信，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分析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深刻阐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首先基于中国国情分析中国革命特点，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统治阶级内部存在长期的分裂和混战，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把小块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与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指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明确阐述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P98)这就在事实上提出了中国革命战略要坚持“以农村为中心”，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这种认识成果的取得，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客观革命形势的变化，对农村及农民革命运动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的结果。 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夜，毛泽东就提出要发动群众，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武装保卫革命。1927年7月初，他又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提议农民武装“上山”，以此“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2](P218)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吸取血的教训，打出土地革命的旗帜，发动了革命的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将实行土地革命作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使命，但起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当时暴动的思想不是与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相结合，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南下广东，企图占领海港，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重建广东根据地，然后再举兵北伐。之后，全国各地以攻占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遇挫后，保留下来的革命军队都将革命的有生力量转移到农村，领导工农群众建立起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了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其中，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进攻长沙遇挫后转战千里，在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土地革命运动的星星之火。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两部会师，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先后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剿”，呈现出一派新的革命景象。但是，由于革命斗争的异常艰苦，面临敌人强大的攻势，有些同志在革命遇到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产生出怀疑农村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能否存在的悲观情绪。基于对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毛泽东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即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解决了在农村条件下积蓄、发展革命力量以及把革命推向前进的问题，增强了人们从事农村革命斗争的信心。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表明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和共产党的力量在全国政治上的发展，不仅工农革命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也能抵御国民党的进攻。因为红军是在党领导下从土地革命中产生的、为着农民利益战斗的，有广大农民群众的援助，具有强大的战斗力。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是红军休养生息的主要场所，也是开展土地革命的主要地区，对于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把革命要有根据地比做人要有屁股，人没有屁股就不能坐下来，老站着必然不会坚持长久。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强调“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1](P57-58)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作为现时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纲领的题中之义，“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1](P77)这就指明了党领导下的农村革命在整个中国革命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红军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日益深入，党的工作重点在事实上已经转到了农村。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指导的影响，党一方面肯定根据地和红军是促进革命新高潮的基础和动力，另一方面还是将城市作为农民运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将城市工人运动作为革命的中心力量和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先决条件。对于农村武装割据的战略意义，党内占主导的认识还是农村工作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党中央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指导也多是强调辅助城市的中心工作。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也认为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是在将来湘鄂赣三省总暴动中执行“必要的使命”。[1](P52)但是，由于当时中心城市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党的组织处于涣散状态，在很多城市没有开展任何工作。实际上，自1927年上海、南昌和广州这三大城市武装暴动之后，直至全国解放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城市暴动。在这种情况下，夺取以城市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政权之总暴动已是不可能。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1930年年初，全国重要的根据地已经有10余块，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红军发展到近7万人，农村革命斗争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作用初步显露。 革命形势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将农村作为革命的重心，也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特点和规律的进一步思考。尤其是1929年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以及开辟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使毛泽东深化了对“工农武装割据”的认识。针对中央“二月来信”要求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组织农民武装等工作必须与城市中心工作相适应的观点，毛泽东认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但争取群众的任务只能在革命战争中进行，而不能将二者分开。他在复信中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P103)这表明，在思想认识上已经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农民主力军作用联系在一起，且不再将农民斗争作为城市工作的附庸和从属，而是将之放置到了与城市工人运动同等重要的地位，将农民斗争的发展看成是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之后，周恩来在代表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即“九月来信”)中，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指出农村斗争这样发展下去，“将必然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3](P32)这是以中央名义对中国革命道路所做的正确结论。1929年年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批判了那种“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不耐烦和群众在一起做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的流寇思想，再次肯定了“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的正确主张。古田会议后，面临闽粤赣三省军阀发动的“会剿”，一些人又滋生了右倾悲观情绪，对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和“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缺乏信心。对此，毛泽东于1930年初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再一次提及“争取江西的计划”，论述了赣北、赣西、赣南等地较好的革命形势，认为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1](P105)以江西为例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雏形跃然纸上。在文章中，毛泽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借喻生动地阐明了农村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必将成为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使中国革命的火焰呈现燎原之势，直至取得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可以说，“以农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发展道路认识的重大转变，即从首先夺取城市再夺取农村转变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在思想认识上确立了农村在中国革命战略中的中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