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0)05-0063-07 近年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时代课题对“三农”宣传思想工作和乡村文化事业提出更高要求，而百余年来中国乡村的变迁轨迹和当前乡村社会特别是精神文化领域面临的诸多问题，更凸显了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既是一个当代命题，更是贯穿近百年来党领导中国乡村现代化事业的长期主题之一。回望历史，毛泽东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问题上有着可贵探索，其中的精神内核对今天乡村文化振兴仍有借鉴意义。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将思想文化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内部的一个问题加以谋划和解决。他认为，中国乡村和农民实际上蕴藏着自我解放的巨大潜能，但要使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投身革命和建设，就必须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农民涣散、被动、冷漠的精神面貌，使农民群众从思想文化上振奋、自信起来，从而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毛泽东振兴乡村文化的思想和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促进新文化的大众化价值转向 总体而言，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传统是站在封建精英主义立场上居高临下地蔑视农民。虽然历来不乏“民本”“重农”等思想，甚至在名义上“民意”即“天意”，但本质上民众仍然被视作供封建士大夫驱遣的被动、无知的“群氓”，在文化上身处边缘和“暗角”。这种价值取向若得不到根本扭转，中国乡村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对此，毛泽东指出，必须革除封建旧文化对农民的压迫，提高农民的文化地位，并强调先进文化必须为农民群众所欣赏和掌握才能起到鼓舞和引领的作用。基于此，毛泽东系统表述了对新文化的设想，指出中国的新文化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①。“大众化”成为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文化目标。 为了实现文化的“大众化”，自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始终亲自指导新文化的发展实践。在思想层面，他将“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鲜明地提出新文化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从“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两个方面阐述新文化的大众化品格：“为群众”意味着新文化应当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②；“如何为群众”意味着知识分子应当在价值立场和工作方法上实现深度转变，深入人民广阔的社会生活这个“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③中，“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④。在他的提倡和努力下，旧文化的丑化、矮化农民倾向被根本否定，农民成为新文化的主人，近代中国文化在理论设定上实现具有深远意义的“价值转向”⑤。 在实践层面，毛泽东不仅强调中国农民内在地具有勤劳、勇敢、智慧、乐观等宝贵品质，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⑥，而且与当时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频频互动。他鼓励和要求文艺工作者将对大众的政治情感化作审美情感，多去描摹农民群众的正面形象和英雄事迹，纵使批评也要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⑦。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众化特别是尊重乡村、尊敬农民的精神内涵，一直贯穿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和建设历程。在他的号召下，农村题材成为文艺创作的热点，《红旗谱》《创业史》等反映农村新秩序、新气象的文学作品，以及赵树理、柳青等与农民血肉相连的现实主义作家大量涌现，有力配合了当时农村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例如，柳青在《创业史》中，运用鲜活的农村生活素材，深刻描摹了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国农民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带来的巨变，用生动的农村故事讲述了农民“翻身”特别是“翻心”的伟大转折。《创业史》一经发表便在农村引起热烈反响，主人公梁生宝也成为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进程中经典的农民形象，鼓舞了几代人。总体上，大批农村题材优秀作品的出现，使农民在文化舞台和社会舆论中不再是曾经旧戏舞台上的“渣滓”⑧，而是成为有血有肉的主流、正面形象；乡村也从传统历史叙事的边缘、盲区中走出来，开始以昂首阔步的崭新面貌赢得全社会的关注和尊重。可见，文化环境的转变为乡村精神面貌的彻底革新奠定了基础。 二、以本土文化资源促进乡村文化内部凝聚整合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曾长期面临结构破碎、产业荒芜、精神空虚的困境，小农因其固有的涣散性、脆弱性而无力改变生存现状，在历史怒涛中如飘萍般自生自灭，反映在文化和普遍心态上则是“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⑨。而刚刚获得解放、分得土地的农民往往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发家致富”，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等宏观主题不够理解，也缺乏相应的积极性。毛泽东认为，分散、低效的小生产以及文化的低迷和心态上的自卑，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必须帮助农民在思想文化层面进行社会整合和动员，使他们“组织起来”，对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加以彻底改造，增强农民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改变乡村落后的面貌。对此，毛泽东的主要探索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农民熟悉的乡村话语、本土素材，增强乡村文化的凝聚力和农民的集体身份认同感。 首先，利用本土素材，塑造乡村“地方性知识”，重塑乡村生活的公共性，引导农民变“散”为“聚”。在乡村社会传统的父权、夫权、族权、神权等因素被否定后，党的组织领导成为最关键的组织资源⑩。在有大量传统因素遗存的乡村社会，除了依靠行政手段、物质利益引导来动员农民外，还必须依靠与生活密切相关“地方性知识”(11)来建立和维持新的社会秩序，即要求一定范围内的农民要尽可能成为一个分享共同历史记忆、遵循一致或近似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有共同或近似生活理想的集体。历史地看，这个目标主要是在政治动员和引导农民进行教育和整合的过程中实现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开展农民运动时就经常一方面组织农民开会作调查研究，一方面从了解他们的痛苦和需要入手，引导他们基于自身生活经验，反思和控诉被压迫、被欺凌的悲惨命运，借助凝聚共同的苦难记忆来塑造农民的阶级意识、集体意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各地遵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开展开会诉苦、讲家史村史、“算细账”、“忆苦思甜”、“典型思想讨论”等活动，大致内容都是依靠动员农民结合自身生活实际，主动发声来营造群体情感，进而引导农民以集体的、阶级的观点去认识社会历史，理解并贯彻党的政策。例如，为动员农民落实土地改革政策、保障抗美援朝，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组织动员和宣传教育，“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12)，以帮助农民真正理解土地改革和爱国增产运动的重大意义；为了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中央要求在开展教育动员时应当注意“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13)。在这些精神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群众性教育活动，通过引导组织农民讲家史、村史，诉说与自己生活最直接相关的地主压迫的苦，使农民明白“现在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14)，“我们能从封建时代吸人血的地主之下解脱出来，全要归功于毛主席和党”(15)。比如，在湖南醴陵，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与农民群众建立了感情，引导他们“由个别诉苦到大会诉苦，以苦引苦达到贫雇农的翻心”，帮助他们逐渐从阶级的角度理解彼此共同的苦难记忆，“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分家”，意识到“船帮船客帮客，叫花子帮荒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对党、党的领袖和政策的信任和拥护(16)。总之，此类活动充分利用乡村本土素材，通过引导农民群众“说话”，使涣散、凋敝的乡村社会文化空间被公共议题、共同记忆所充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断强化的集体精神乃至阶级感情。曾经一盘散沙式的农民逐渐建立阶级归属感和集体凝聚力，乡村形成自身的舆论和村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道义乃至行动的共同体，乡村生活的公共性明显提高。这对乡村社会结构和基层政治秩序的破旧立新具有关键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