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是现代社会发展最基本的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对于中国城乡关系有着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工农联盟建设”思想、“农轻重均衡发展”战略以及“农村发展工业”的创造性发展理念等丰富的城乡关系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新时代消灭贫困，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思想的形成与成功：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创新性选择 毛泽东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理论，在理论下指导发展。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对近代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客观认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占比的精准分析，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城乡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创造性地得出“中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城乡革命发展道路”这一结论。 毛泽东出生在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情感，很早就关注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中，毛泽东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当时城市阶级力量与乡村阶级力量之间的占比，实事求是地阐述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以及革命态度；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以及《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通过分析中国国内政治状况、工农群众在经济和政治上所遭受的剥削与压迫，指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武装加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工农武装割据要存在要发展，有利的形势是极其重要的一项。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中国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状况进行科学分析，指出在中国广大农村区域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意义和作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在军阀割据、土豪掠夺的合力撕扯下，整个国家呈现出发展极不统一的失衡局面，而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直接导致中国各区域，尤其是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以自然经济为主的自给自足的中国乡村可以相对独立于城市而存在，但是以社会经济为主的中国城市却截然相反；近代中国的城市由于集中了帝国主义和买办大资产阶级力量，导致其对农村不仅存在政治上的残暴统治，更是产生经济上的严重依赖，进而无法在脱离乡村的前提下独自发展。由此，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①的城市剥削乡村、乡村抵制抗衡的矛盾发展态势。 “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②的客观存在，以及中国农民受压迫最重、受剥削最深的社会发展局面，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广泛地依靠农民、发动农民，农民运动“好的很”③。所以，毛泽东最早主张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特别是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并逐步明确且完善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鲜明地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点以及形式，提出中国革命战争是具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的长期战争。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进一步强调，武装夺取政权是革命战争的最高形式，尤其指出抗日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战略地位。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出我们的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农民战争，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历史革命任务。在同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进一步强调中国的革命对象不仅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必须是武装斗争，革命力量只能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我党将革命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区域，创建了中央苏区，通过建立广泛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充分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供应，并在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逐渐走向成熟、成功。 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城乡关系的认识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需要紧密结合，辩证客观地分析中国城乡关系。一方面指出，“城市中心发展论”不符合农民占主体、工业化城市化极不发达的中国发展实际，中国革命胜利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始终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以及城市的战略作用，要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下，辅之以城市的配合，并强调农村革命根据地失去这个配合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同时，毛泽东关注中国当时及其未来社会的发展问题，鉴于中国发展严重依赖分散的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体的个体经济，特别强调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我们单纯依靠个体经济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是行不通的，必须逐步落实并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建立工厂以及合作社，向着合作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④。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具体实践，首先表现为土地制度的制定和不断完善。在边区和解放区推行了土地改革制度，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为革命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为让农民真正得到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党在1947年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稳定了土地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为工农产品互通交流提供了物质保障。第二，鼓励工商业发展，推动产品贸易交流。毛泽东主持通过的《陕甘宁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发展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鼓励人民合作事业，辅助手工业的发展，促进集市的发展和乡村市场的繁荣，使工农业产品流通更加频繁。第三，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制定并且实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⑤，推动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政策。毛泽东对城乡关系的思考不仅关注了当时的革命发展态势，而且着眼于长远，充分显示其对革命充满必胜的自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今后在相当长时期内，应当容许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以利于国计民生。”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