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象龙(1903-1998)，是中国经济史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国经济史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他的主要著述《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道光朝的捐监统计》《鸦片战争前夕的财政制度》《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等都在国内外学界影响甚大，汤象龙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有特殊的贡献，具有特殊的地位①。目前学界对汤象龙的学术成就、治学态度、治学方法等均有相关论述与评价，但是从史学史角度总结汤象龙的经济史学思想的文章尚不多见。作为经济史学家，汤象龙的史学思想自有其发展脉络。他以先进的史观为指导，从国际化的视野出发，在世界史学发展大势中为中国经济史找准定位，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史料的娴熟把握，注重从实证出发，在史观、史料、史法、史才等方面提出独到见解，奠定了经济史学科的理论基础。总结他的经济史学思想，对于了解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一 汤象龙经济史学思想渊源 探究汤象龙经济史学思想的学术渊源，首先要追溯到他在求学道路上遇到的几位导师。梁启超是汤象龙走上史学道路的领路人，罗家伦的学术理路直接影响汤象龙选择经济史作为自己的终生研究目标。此后汤象龙被陶孟和慧眼识珠，得以到北平社会调查所做研究生②，并任职于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两个学术机构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汤象龙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就得到梁启超的亲炙，并确定历史学作为专业。1925年恰逢清华改制增办大学部，汤象龙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学生。他虽然读政治系③，但当时清华实行文理并重的通才教育，学生分成普通科与专门科，普通科与专门科学制各两年或三年。普通科“以使学生知中国之以往与世界之状况，籍以明了中国在此过渡时代之意义，并鼓励学生使为择业之考虑为宗旨”④。课程包括国文、英文、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语言学等通识科目。专门科是“为已选就终身职业或学科之学生作专精之预备”⑤。梁启超此时担任清华大学国学部教授，为全校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所以对历史学产生浓厚兴趣的汤象龙，得以选定梁启超为导师⑥。汤象龙多年之后回忆与梁启超的见面，仍记忆犹新：“日前又想起六十多年前梁启超和我的一次谈话……我说，我已16岁多，有时自命不凡，有点自负；但相反，有时感到自己什么也不懂，究竟该如何做人，如何学习?梁先生笑着回答我：‘一个人的成长好似修建一条铁路一样，修到哪里算到哪里。首先要有一个志愿，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向着正确的方向走；其次，一个人的成就大小，也要看工作条件和社会环境，是不能完全自主的。’这次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我现在想把我的铁路再向前修一段!舍不得抛弃过去多年努力尚未完成的工作。”⑦梁启超是汤象龙走上史学道路的领路人，梁启超“史家第一道德，莫过于真实”，“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的史学观与重视史料收集的方法，影响了汤象龙的一生治学⑧。 汤象龙选择经济史作为终生奋斗的研究方向，与他的研究生导师罗家伦有密切关系。罗家伦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学系，此后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多所大学留学研读哲学与历史。1928-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928-1929年兼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为清华历史系形成“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⑨的特点。 罗家伦是近代史学的开山者之一，他注重近代史研究，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近代史，搜集了大量近代史料，并有完整的近代史编写计划。罗家伦认为：“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⑩史学家应以搜寻与整理史料为己任，“我们不能不放开眼光，扩大范围，随时随地和猎狗似的去寻材料”(11)。罗家伦在清华大学担任校长期间整理并购买大量近代史料，直接带动了清华历史系重视考据的学风。罗家伦认为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是经过科学方法检验史料，考订史实，最后形成科学的史学(12)。罗家伦制订了完整的近百年通史撰写计划，希望写出中国第一部科学的历史，要做“不理论化、不道德化、不国家化”的历史(13)，他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做学问应当有不计近功的精神”(14)。汤象龙的史学思想与罗家伦一脉相承，全盘吸收了罗家伦的史学思想，并应用于中国经济史学建设。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是几代学人不断努力的结果。 1930年，汤象龙进入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深受所长陶孟和的赏识，此后他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长达13年。北平社会调查所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15)，离不开所长陶孟和的领导与支持。陶孟和毕业于伦敦大学，是我国近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虽然不从事历史研究，但是对历史学自有高见，将历史学视为社会科学的一种，认为经济史研究“是社会科学中一门新兴的学科，应该大力发展”(16)。为此，陶孟和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在人才培养方面独树一帜，新进入社会调查所的研究生选定题目指定导师后，都要投入社会调查所的研究实践。汤象龙得以在进所之后直接参与抄录清代经济档案，此后又领导清代经济档案的抄写与整理，都得益于陶孟和的知人善任。汤象龙在多年之后回忆陶孟和时说：“1932年成立近代经济史研究组，集中研究人员六七人从事专题研究，每年有多篇研究成果产生，从而由陶孟和教授和我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这是中国经济史学界最早的一种学术期刊。当时我选定《中国近代海关年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这个较大的研究课题，就是得到陶孟和教授的支持和鼓舞的。这项研究工作虽然拖到今天才完成，饮水思源，不能不对陶孟和教授当初的正确领导和对我个人的支持永远铭记在心。”(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