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4-0104-07 DOI：10.14182/j.cnki.j.anu.2020.04.013 修回日期：2020-03-13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口岸城市，也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从金融业的角度看，到1937年为止，中国的银行总行数达到164家，资本达到四亿一千多万元。[1]114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华商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和大连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进出口贸易港口，1871年至1947年上海一口在全国对外贸易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多数时间在50％以上或接近50％，1947年甚至达到69.4％，可谓占据绝对优势。[2]68再从制造业来看，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根据上海市工业公会的统计，上海“共有88种工业，大小工厂12570家，产业工人450588人(职员与职业工人尚不包括在内)”。在全国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也居于首位，尤以一般轻工业为高，“上海大约要占全国工业的50％-60％”。[3]39-40因此，上海一直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特别强调，“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他说：“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4]355-356 实际上，从近代以来，上海一直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先进的制造业水平、技术设备等引领和推动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上海因中外杂处、五方汇聚，逐步形成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气质和品格。兼容并包、力求先进，并通过自身的发展影响带动其他地区，成为上海城市的代表性特点。本文以上世纪60年代时期上海支援国内小三线建设为例，以皖南小三线建设和调整为重点，进行具体分析和观察。 一、小三线建设的由来 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起在中国中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调整生产力布局的产业转移。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局势紧张。1964年5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第一次提出了要搞三线建设的主张。他说：“制订计划要考虑打仗，要搞三线基地，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之后，他又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要吸取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1964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会上，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并说，工厂可以一分为二，抢时间迁到三线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备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分要搬迁，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迁。”[5]8 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为加强国防、进行备战而进行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5]2其中，三线建设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之所以在大三线之后会出现“小三线”的建设，是因为大三线建设是在中国的大后方，重点是西部。但是中国国土面积很大，若东部沿海地区受敌侵犯，西部三线建设的战备力量鞭长莫及，无法支持相隔遥远的东部沿海。因此，不仅国家要搞三线建设，地方也要搞小三线建设，形成大小三线相互策动的战略格局。小三线是在全国一、二线(沿海沿边)地区的腹地，依靠地方自筹资金，以战备为中心、以地方军工和工业交通设施为主的全国性经济建设战略。小三线建设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调整并结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大约历经20年左右。 为了加快小三线新基地、新厂矿的建设速度，中央明确提出了“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三老带三新”方针，充分发挥老基地、老企业的潜力；并具体规定从筹建施工到建成投产，要一包到底；规定老基地、老企业，要为新基地、新企业配备领导班子和技术骨干，为新基地、新企业提供技术资料和投产初期的备品备件。具体的操作是按照对口地区和企业实施包建任务。三线建设期间，作为近现代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工业基础最为雄厚、技术最为先进的上海自然会担当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上海提出的口号和形成的局面就是“好人好马上三线”，一批工厂内迁三线地区，一批技术人员、工人为三线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生献子孙”。[6] 除了按照中央指示对西南、西北地区的“大三线”进行对口支援外，上海还在建设靠近自己的后方基地即简称“小三线”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里我们就以上海在安徽的小三线建设为例对此进行分析。首先是上海选择哪里作为建设自己基地的“小三线”。可以选择浙江，也可以选择江西，但为什么选择皖南呢?其选点的过程和原因是：1965年5月10日，上海市委、市人委组成上海后方建设选点小组，由市公用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罗白桦同志带队，到皖南、浙西、赣东等地作了勘察了解，并于5月22日在黄山组织选点小组讨论研究上海后方的建设规划。上海市长曹荻秋、副市长宋季文同志参加了研讨会，曹荻秋和宋季文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上海后方安置的六条原则：1.是华东的战略后方；2.既要分散，又要适当集中；3.既要靠山隐蔽，又要便利交通运输；4.动力来源较易解决；5.距离市镇不太远，生活有依托；6.搬迁可分步进行，条件成熟的先搬。根据上述原则，经过比较，最后“确定以皖南屯溪为中心，建立上海科学技术后方”。[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