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史语所学人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作 者:
陈峰 

作者简介:
陈峰,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原文出处:
史学史研究

内容提要:

史语所学人是民国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所长傅斯年对学院化的经济史研究持包容立场。史学组主任陈寅恪与社会经济史也有所关涉。史语所中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成就最大的当推与“食货”派渊源甚深的全汉升,何兹全、徐中舒、胡厚宣、劳干诸人均有独特造诣。他们的研究范围涵括上古、两汉和唐宋各个时段,侧重于商业、农业、财政领域。社会经济史成为史语所与20世纪国际史学新潮流的一个交汇点。史语所学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实证化特点,与该所注重史料的学风相契合,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史学化,开辟出唯物史观之外的另一种学术路向。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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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20)03-0032-13

       严耕望曾观察到: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擅长在关涉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下细密功夫,以经济史等领域成绩最为显著;早期中国学人在经济史上堪与日本相抗衡者,仅全汉升一人而已。①顾颉刚评价全汉升的经济史论文“极精博而有系统”。②杨联陞称全汉升为“一流的经济史研究者”。③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建树卓越的全汉升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重要成员,后来一度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其实,史语所中涉足社会经济史的非止全汉升一人,还有何兹全、徐中舒、胡厚宣、劳干等,也可构成民国年间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一股力量。史语所学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自成一格,其创获与贡献不可低估。

       以往治学术史者不同程度地关注到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存在的几个主要派别或群体: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派、以陶希圣为代表的“食货”派、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及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中山大学“现代史学”派,④其中以关于“食货”派的研究最为密集。而作为民国时期主流史学核心群体的史语所学人却长期遭受忽视。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史语所群体始终未曾大张旗鼓地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二是社会经济史在史语所的学术布局中处于非核心地位,三是史语所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日益强势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路向的疏离。⑤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失,对史语所派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做一集中发掘,不仅为认识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学的演进提供新的线索,对完整了解史语所的学术面相也将有所助益。

       一、与中国社会经济史有关的史语所学人

       经济史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直到五四以降的整理国故运动中现代学术全线开花、高歌猛进之际,其发展仍相对迟滞。1920年井田制有无的辩论是最早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论战。作为辩论一方代表的胡适否认井田制的存在,而更专注历史上井田论的沿革,将经济史命题转换为思想史命题。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将经济史正式纳入中国文化史或国学研究的序列之中。⑥但整理国故运动以重新估定本国固有思想文化的价值为急务,而缺乏对偏于物质层面的经济史的关注,实际上经济史尚未成为新学术革命的一条战线,似乎是席卷一时的国学运动的一个盲点。经济史真正走上学术前台而大放异彩是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革命运动高涨、左翼思潮风行之际。此时蓬勃而起的经济史全然不同于五四时代的国故或国学,以整理国故起家的胡适、顾颉刚等对经济史相对隔膜,基本与之无涉。因此,社会经济史研究尚处于当时的史学主流之外。

       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对社会经济史既无兴趣,亦不反感。但隐约可以发现,傅斯年抵制与政治宣传相混的社会经济史论,对专业化的经济史研究则基本持包容立场。对于甫进史语所的全汉升,“傅先生即嘱咐我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期盼我能拓垦这尚未有人耕耘的园地”。⑦全汉升撰写《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之输入》和《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时均得到傅斯年的指导,文末特别注明“蒙孟真师多加指正”。⑧在傅斯年起草的历年史语所工作报告中,经济史为第一组历史组的工作内容之一。傅斯年对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的经济史工作也有所了解。1938年陶希圣随汪精卫投日后,傅斯年致信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朱家骅请其安置陶氏在北大收罗的鞠清远等食货派旧部,谓:“希圣前办《食货》,收罗北平各大学毕业生不少,北大尤多,如鞠清远(师大,山东)、傅安华(北大,河北),皆良士也。此时散伙,颇有可惜之处(此两人外,尚有多人不错者),此实社会上一种损失。”⑨1942年傅斯年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审查历史类补助金申请时,对陈啸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计划颇不以为然:“此君之所计划,弟早已见到,并亲听其解释。觉其空洞无当,且不知何者为史学研究问题,故拟此怪题。”⑩傅斯年的态度未必表明其对社会经济史本身持有成见,却可能与陈在中山大学跟随朱谦之批评考证考古派、鼓吹“现代史学”运动有关。(11)简言之,傅斯年对社会经济史,更注重其研究的路数方法,拒斥史论而偏爱史考。

       史语所另一核心人物、史学组主任陈寅恪与社会经济史也偶有关涉。陈氏在中古政治史、制度史方面的造诣为世人所称道,在社会经济史上的探索则少有人注意。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阐发了纲纪礼仪对社会经济的依存性:“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因以保存。……佛教流传播演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史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12)此论与唯物史观一派的认识已相当接近。据陈氏自述,他在辛亥年游学欧洲时已阅读德文版《资本论》。既如是,陈寅恪有此议论则并不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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