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彭慕兰出版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①其核心命题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但从19世纪初为起点，出现人均收入等维度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英国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水准发生腾飞。——“大分流”命题引发大量跟进研究，因为分流既大又猛，以至于人口刚过千万的英国在1839-1841年鸦片战争中战胜人口4亿之众的中国：这种分流是发生于一夜之间，还是长期“微分流”的累积?彭慕兰给出的解释说，由于中国和英国都受人均土地制约，之所以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是因为英国有大量便宜的煤炭和多处殖民地带给它的土地，让其种植诸如棉花等农产品，但分流跟两国的经济、政治与产权制度无关。②此后，彭慕兰与加州学派同仁列举“工业革命前中西无本质区别”的个案证据，说明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到17、18世纪的中国已逐步形成：劳动力流动于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不受官府管制；③土地既作为生产要素，又能作为资产流动，被买卖或抵押借债；资本能跨行业、跨地区投资，入股铜矿、煤矿、盐井，④或购买土地房屋；在管理安排上，也有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工，委托代理造就百年老店；⑤明清中国，官府对私有财产、商业契约有明确保护，包括解决借贷与商贸纠纷；⑥等等。 加州学派从史料中挖掘明清个案现象，启发新的研究，对明清历史研究贡献很大。他们发现的现象也印证了人类的共性，即：只要是人的社会，就有激励去钻研各种新策略，包括体制变革和商业创新，以最大化自己和亲人活下去的概率。所以，中国也不例外，商人会充分利用有利可图机会(不管是商贸，还是投资创业)，也会努力推演各种促进人际合作、增加交易安全的机制(包括习俗、商帮、行会)。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从工业革命前的中国和西欧社会找不到共同元素，那反倒奇怪。从方法论角度看，重要的不是能否在中西找到相同的现象，而是在于“量”和结果；在中国和英国都有劳动力、资本和商品跨区流动，不等于两个社会就无本质区别；在中国和英国都有官员腐败，不等于它们同等的腐败，因为任何人的社会都有腐败。以“个案等于全部”(如，“只要玉堂酱园解决好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就证明清代解决了委托代理问题”⑦)为准则，去论证中西在工业革命前无本质区别，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1800年后中西出现“大分流”，这个结果本身就说明，它们在之前就应该存在本质区别，只是那些区别的后果在以前还没能凸显。格莱弗与泰贝利宁说过：至少过去一千多年，中国人主要靠宗族，而欧洲人则更多依赖“法人公司”实现人际跨期合作，这就是本质区别之一。⑧在18世纪，荷兰的银行给最好商户贷款利率为3％，英国为4％-5％，⑨而同期，中国钱庄票号的商业利率平均39.2％，到18世纪末，上海钱庄间的日拆利率几乎是伦敦银行给最好商户贷款利率的两倍；⑩这些对比表明，两方到18世纪的金融发达度、跨期信用体系和资本化能力有天壤之别，由此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制度背景。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即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解释大分流的答案理应在金融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之中，而不是在中西农业经济的对比之中。 彭慕兰说，虽然18世纪或更早中国的利率远高于西欧，但中国“不太可能存在资本严重短缺，或缺乏调动资本所需要的制度。即使在英国，多数早期工业项目是靠创业者自己和亲戚的资金启动的，而不是靠金融机构支持；中国2％最富群体得到的社会总收入之比，跟英格兰、威尔士的情况几乎无异；所以，难以想象中国企业的融资途径会跟英国相差甚远”。(11)也就是说，尽管英国的资本成本低、资本市场更发达，但未必对英国的创业与创新有实质性影响，英国人像中国企业家一样靠亲戚融资创业、发展。(12)——彭慕兰和加州学派同仁的这种猜测，是基于对资本市场的狭义理解，尤其是对资本化的认知不足。根据资产定价理论，利率作为资本的价格，是资本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反映，也是资本调动能力的总结：利率低，说明资本调动能力强，资本供给相对于需求更加丰富。而之所以英国、荷兰的利率在18世纪比中国低那么多，是由于中西方在轴心时代的不同选择，西欧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推演出增强陌生人间跨期信用的制度体系，通过不同金融工具实现大范围内的资源互助合作，(13)而中国因为对礼制宗族的过度专注，忽视了民商法等资本化所要求的体制发展。也就是，中西在体制上的大分流早在轴心时代就开始(14)，只是在农业时期，基于血缘宗族的人际合作与资源共享体系基本够用，体制大分流的影响还不显而易见，但到长距离贸易和技术变革改变资本的重要性之过程中，西方超血缘的人际合作体制对生活水准的后果才得到凸显；于是，有了19世纪以来的人均收入大分流。也正因为此，如果希望认清中西在18世纪或更早的本质差别，不应该把对比的重点放在农业，而应该放在资本化生态体制上。 一、资本化的本质 为更好理解资本化的作用，我们需要区分财富、资本和货币，其中，货币是流动性最好、用作支付工具的通货，所有有价物及收入流都是财富，而资本是流动的、能增值的产权。一般而言，财富量多于资本量，资本又多于货币，三者间的距离取决于体制环境，尤其是跨期信用和法治体制。各农业社会都有货币和财富，但由于制度缺陷，不一定有很多资本。资本化能力差的社会里，除了货币之外，没有其他资本。以今天时兴的房地产为例，中国城市里现在每一套房都对应着房产证，即产权证，上面记录所有者的名字、身份证号等信息。张三的房产证所代表的产权当然是财富；如果法律禁止房子买卖，房产证只代表财富，但不能变成资本，也不能成为货币；而如果房子可以买卖但不能作抵押资本化，房产证所代表的财富可以变成货币，但资本价值有限。当然，如果国家出台新法律让每份房产证只标明所对应的房产，但不需写明所有者名字和身份证号，谁持有房产证，谁就是房子的主人，那么，房产证就完全跟货币等同了，甚至在房地产吃香的时期，房产证会是比货币更受欢迎的支付手段。近些年在中国，许多创业者和其朋友以房产证作为入股公司的资本，这样，房子自己照住，但房产证成了流动的资本，帮助公司抵押借贷或做其他交易——这就是财富被资本化的具体方式之一，而不是只有公司股权上市交易才是资本化。(15)此外，土地、厂房、收藏品、未来收入流等，都可以类似方式变成产权，流动起来成为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