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圆桌会议发言的题目，是《什么是“中国”?——经济史中的“微观”研究》。这个题目是我在过去几十年做研究中始终在考虑的问题。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但是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却很少被关注。在文化上、政治上，可以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就是个明确的概念。但是就经济史来说，这个问题却很大。这是因为中国广土众民，各地经济状况千差万别，很难一概而论。 这里，我就以昨天和文凯和陈志武两位讲到的一个问题——“清代中国的识字率”——作为由头讲起。众所周知，教育与经济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在近代经济发展中，劳动者必须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才能比较容易地学习和掌握近代生产技术。识字教育是初等教育的起点，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群体识字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社会或者群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因此识字率问题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说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主要特点是高度重视正规教育。教育有各种各样，正规教育就是读书，学习识字和写作。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但是，虽然有这个特点，实际的情况又如何呢? 这里我要问一问，什么是清代的“中国的识字率”?这个“中国的识字率”到底是中国某一个地区的识字率，还是中国全国的识字率?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没有做过任何关于识字率的调查，所以现在我们所讲到的清代中国的识字率，都只是一些学者进行的估计。和、陈两位都谈到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学者关于18-19世纪中国识字率的估计。他们的估计是在1970年代做的，结论是“拥有某种读写能力的男性约占30％到45％，而女性只占2％到10％”。这是对全中国识字率所做的估数，我在关于明清江南教育的文章中也引用过这个估数。但罗友枝等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第一手研究，而是通过参考近代调查所得识字比例，侧重考察科举制度、教育制度、书籍出版等问题，间接推断出来的清代识字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可靠的清代识字率的数字，是港英政府1911年在香港新界地区做的统计。1898年6月9日，英国政府与清政府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从中国强行租借了广东省新安县境内由九龙界线以北，至深圳河以南土地，连同附近233个岛屿，为期99年。1911年时，新界基本上还是一个农村地区。根据港英政府做的这个统计，当时香港新界北区男子识字率是42％-56％，南区是51％-60％。这里说的“识字”，其实只是认字，而并不是能写文章或读比较困难的书，与罗友枝说的“拥有某种读写能力”意思相近。由此而言，我们看到，罗友枝所得出的18-19世纪中国识字率，虽然低于清末香港新界地区，但很可能接近珠三角地区的识字率。 广东之外的识字率，有一些20世纪前半期的调查数字。在我所看到的材料中，比较可靠的是毛泽东1930年在赣南寻乌县进行的调查(即《寻乌调查》)所得到的数字。当时寻乌县有12万人，有150所初级小学(1-3年级)，7所高小(4-6年级)，没有中学。赣南是一个很穷困的地区，寻乌县大约3％的土地是河谷平原，其他97％是山地和丘陵。但是在寻乌县，全部人口的识字率达到40％。其中女子识字率不过300人，几乎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因此男子的识字率达到80％。这个数字很让我吃惊。毛泽东说的“识字”的标准，其下限是识200个字及以上，大体相当于罗友枝所说的“拥有某种读写能力”。对经济史研究来说，能识200个字有很大意义。一个农民认识200个字，就可以看懂自己的名字、简单契约、汉字数字和一些计量单位，这是进行最基本的商业活动所必需的。珀金斯说19世纪中国农村已经具有相当的商业知识和才能，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买卖、借贷、典当、抵押、租佃、雇佣、承包等行为，而且知道书面文契的重要性。没有一定的识字能力，这些知识和才能是很难获得的。从以上两个例子可见，中国东南沿海识字率很高，中部贫困山区识字率也不算低，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商业化创造了人力资源方面的条件。但是在西北地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到西北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根据1941年6月5日的《解放日报》和边区文教主管徐特立提供的数字，当时整个边区有200万人，仅只有120所小学，文盲率达98％，小学老师的水平也低得惊人。这不单是因为这里农民穷，孩子上不起学，实际上，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这个地区的政府都试图实行义务教育，但农民仍然不愿意让孩子去读书。政府规定如果不让去孩子读书，家长要罚款5块大洋。在当地，5块大洋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大多数人宁愿缴纳罚款，也不愿意让孩子读书。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孩子去上学，家里就少了一个劳动力。这导致的超低识字率，也是这个地区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原因之一。 由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东南、中部、西部识字率差别如此之大，因此我们不能把广东、赣南、西北任何一个地区的识字率当作全中国的识字率的代表。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什么是中国的识字率这个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无法回答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对各个地区进行“微观”研究，然后在以各个地区研究为基础的情况下，才能对全国识字率问题进行“宏观”研究。否则，所做出的关于全国识字率的任何结论都是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