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行山茶马古道 恃茶行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欧亚连接古道的性质。在恃茶行为出现以前，盐运古道和丝绸之路是两种极其重要的古道。盐是生活必需品，因此盐运古道极具生命力，但由于世界盐产地是多元的，因此盐运古道的延伸范围是局域性的。丝绸之路突破了局域范围，形成跨越了欧亚大陆的远征古道，但丝绸并非生活必需品，因此丝绸之路从根本上看，其生命力受到限制。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自然环境的变化、民族文化的冲突、瘟疫的流行，都可能使商道中断或活力降低。茶作为恃茶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其重要性犹如盐对于整个人类的重要性。除了盐和茶，古道上的其他商品传播都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中断，唯独茶和盐的传播不允许中断。 当然，盐运古道和丝绸之路对茶马古道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盐运古道作为早期极具生命力的古道，随着茶叶运输的需要，逐渐连接成具有远征性质的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作为远征古道，随着茶叶运输的出现，开始成为不可中断的古道，茶成为丝绸之路存活的必需品，从这种意义上说，丝绸之路也逐渐转型为茶马古道。 由于茶马古道的活力，茶马古道上通语也得以形成和延伸。目前对茶马古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南官话的形成跟茶马古道的活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西南官话在西南茶马古道上已经成为主要通语，内部也高度统一，历史上西南官话的形成机制已经不容易观察到。随着恃茶行为在高原民族和北方民族中的扩散，陆路茶马古道不断向西部、北部、中亚和欧洲扩散。到了清代，陆路茶马古道的一支从中国南方汇集茶叶，经过太行山地区伸向蒙古草原，再去俄罗斯，形成著名的茶叶之路（The Tea Road）①。从欧亚大陆整个茶马古道网络格局看，茶叶之路主要是马、骡、骆驼驮运茶叶从中国的南方向北翻越太行山、阴山，穿越塞外大草原，再翻越乌拉尔山脉延伸到欧洲，因此茶叶之路也可称为北方茶马古道或草原茶马古道。从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中的记录来看，草原茶马古道上茶的交易占据了重要的地位[1]。马克思提到的下面数据值得注意： 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近几年来，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十年或十二年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175000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中国人出卖的其他商品都是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不过这一切数量都很有限，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品，皮毛以致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2]167-168 太行山一带的古道，尤其是晋北和张家口一带，汇集了太行山东西两侧的茶路，成为草原茶马古道的重要段落。这一带语言变异复杂，很多学者都观察到了这一点②，这为我们观察通语、方言和古道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窗口。 草原茶马古道在唐代已见雏形。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中提到饮茶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3]52可见当时饮茶风俗已经传播到周围的草原游牧民族。 唐代伸向塞北的古道已经比较成熟。贾耽提到的七条通四夷道中，去往北方草原的有两条，一条是大同云中道，一条是受降城入回鹘道。 “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戌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4]1146 在唐代中原茶文化向塞外传播的过程中，这两条通道应该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大同云中道中主要的一支由大同伸向包头，形成茶马古道大包线。沿这条线路形成了晋方言大包片（大同包头片）。另一支则是由大同沿桑干河地带向东再向北延伸，可接张家口和呼和浩特，形成茶马古道张呼线。张呼线的存在是后来张家口重镇兴起的一个重要条件。沿张呼线形成了晋方言张呼片（张家口呼和浩特片）。 五代时，有了关于经由太行山东侧前往张家口一带的古道记载，这与契丹的兴起关系密切。《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第二记录了胡峤在契丹七年的见闻，当时胡峤出发所经过的几个地点都和张家口一带密切相关： 自幽州西北入居庸关，明日，又西北入石门关，关路崖狭，一夫可以当百，此中国控扼契丹之险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台山，其一峰最高者，东台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鸡鸣山，云唐太宗北伐，闻鸡鸣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关，此唐故关也。又四日，至归化州，又三日登天岭，岭东西连亘，有路北下，四顾冥然，黄云白草不可穷极。契丹谓峤曰：“此辞乡岭也，可一南望而为永诀。” 这条古道可称为出居庸关古道，是当时宋辽来往的主要通道，后来则成为由中原前往塞北的重要通道。这条古道中从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镇、鸡鸣山、怀来永定关到宣化这一段，正是现在由北京昌平居庸关前往张家口宣化的线路。宣化区下八里村辽金张氏墓群里发现的茶事壁画，也是这条茶路的重要证据[5]905[6]。 宋辽时代，由于辽人（契丹人）饮茶习俗的兴起，茶叶成为了居庸关古道贸易中的必需品，朝廷利用这一点，在太行山东路开始置榷务，对茶叶交易进行管理。《宋史·食货下八》已经提到这一点[7]4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