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异音音注”的三种认知模式及其价值

      一、“异音音注”的三种认知模式

      直音、反切的注音方法都可以离析为被注字与注音字两部分，区别在于直音的注音字是一个汉字，而反切的注音字是两个汉字。以《广韵》为参照，文献中的注音大体可以分为“同音音注”和“异音音注”两类。“同音音注”指以《广韵》为参照，文献中的直音或反切注音材料，其被注字与注音字同音。例如：

      （1）禜，音咏。风雨不时。祭名。（《玉篇·示部》）

      （2），似廉切。汤爚肉。（《玉篇·炙部》）

      （3）槔，上音结，下音皋。所以汲也。（《五经文字》卷上）

      （4）庮，弋久反。又音由。见《礼记》。（《五经文字》卷中）

      以《广韵》为参照，上例中被注字“禜”“”“槔”分别与注音字“咏”“结”“皋”读音相同，被注字“”“庮”分别与反切“似廉切”“弋久反”的上字同声母、下字同韵母和声调。这类注音的目的在于告诉读者某个字的正确读音。“异音音注”指以《广韵》为参照，文献中的直音或反切注音材料，其被注字与注音字不同音。例如：

      （5）姨，余。（《开蒙要训》，伯2578）

      （6）缀赘，兹后切。（《虞山方言辨讹》，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以《广韵》为参照，例（5）被注字“姨”是止摄字，注音字“余”是遇摄字，二者不同音，但例句中它们却是被注字与注音字关系，例（6）被注字“缀赘”是蟹摄合口字，而切语“兹后切”切出的是流摄字，即被注字与反切下字不同韵，但在例句中它们也是被注字与注音字关系。这种“异音音注”往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语音事实，成为人们借以考察注音材料语音特点的一个重要依据。

      那么“异音音注”到底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语音事实呢？我们可以举一个方言例子加以说明。以《广韵》或者更为宽泛的语音标准来衡量，下面例子中的注音都是很典型的“异音音注”。

      （7）山曰三，水曰许，回肥皆曰为，陈成皆曰仁，横焚皆曰文，崔趋皆曰妻，黄房皆曰王，胡符吴皆曰无，徐曰齐，邓曰段，雷曰黎，吕曰李，荣曰云，方曰荒，投曰桃，斗曰倒，美曰米，贤曰乾，分曰昏，浮曰匏，走曰早，狗曰槁，树曰柱，吃曰恰。（《益阳县志·风俗卷·方言》，湖南师范大学藏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益阳县志》成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距今140多年，但例（7）中的语音现象今天的益阳话仍完全可以与之相应证。如果用“→/←”来表示“读作”，根据崔振华（1998），以上所列《益阳县志》“异音音注”，从认知的角度看可以分为甲、乙、丙三类。见表1。[3]13-14

      

      表1显示，假设被注字为A，注音字为B，以《广韵》为参照，A、B是不同音的，而某文献呈现的是“A=B”，这种“异音音注”从认知看，有甲、乙、丙三种模式：

      甲：A→B，从而A=B乙：A←B，从而A=B丙：A→C，B→C，从而A=B

      甲种模式是：被注字A语音发生变化，读作了注音字B的声韵，即“A”读作“B”，从而出现了“A=B”的异音音注，如益阳话精组一等流摄读同效摄，即“走（厚）”读同“早（皓）”，均读作[tsau]，因而《益阳县志》说“走曰早”。乙种模式是：注音字B语音发生变化，读作了被注字A的声韵，即“B”读作“A”，从而出现了“A=B”的异音音注，如益阳话魂韵晓母读同文韵非母，即“昏（魂晓）”读同“分（文非）”，均读作，因而《益阳县志》说“分曰昏”。丙种模式是：注音字B、被注字A语音都发生变化，它们都读作另外一个读音C，即“A”读作“C”，“B”也读作“C”，从而出现了“A=B”的异音音注，如益阳话鱼韵邪母读同齐韵从母，即“徐（鱼邪）”读同“齐（齐从）”，均读作[li]，因而《益阳县志》说“徐曰齐”。

      在“异音音注”的注音材料中，“A→B，从而A=B”可能是最普遍的，因而按照这一模式去理解“异音音注”往往成为一种惯性。但无法否认的是，各类“异音音注”材料中，“A←B，从而A=B”和“A→C，B→C，从而A=B”两种模式同样存在。如果仅仅依惯性思维将这些“异音音注”也按照“A→B，从而A=B”模式去理解，而不是综合语音演变的规律来通盘考虑，其结果就是，古代韵书会衍生出一些根本不曾出现过的异读又音，现代学者则可能曲解“异音音注”的语音事实，得出错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