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基于冷战国际史背景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党史研究领域里一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培育出一大批新的史学人才，推动了党史研究领域之新实证主义潮流的生成与发展。近十几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收到的有关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来稿，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占据着显著地位。应当肯定的是，绝大部分文章的选题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和价值，总体上具有较好的学术水平，所刊发的文章提升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当然，客观地说，关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大部分来稿尚存在很多明显不符合历史学研究规范甚至一般学术规范的问题，一些弊端也没有随着时日推移而得到显著改善，这显然不利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长远发展。鉴于此，笔者深切地感到有必要从身处一线的学术编辑之角度，客观地检审有关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来稿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借此强调本刊的一般要求和审稿标准，以有助于相关研究者的论文写作，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乃至整个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概括而言，目前当代中国外交史来稿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史料的系统性、全面性和多元性不足，对于中方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相对弱化，尤其对易见史料的忽视已经达到较为严重的地步。 应当说，这是笔者在参与审阅和编辑当代中国外交史论文中的最大感受，也是目前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和不足。目前的外交史论文特别注重收集和使用档案史料，这当然是必须加以肯定和鼓励的，但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论文必须达到最低限度的史料多元化标准，这无疑是任何经过基本史学训练的研究者所应承认并遵循的常识和共识。 但由于目前国内新的外交史料的开放尚显不足，很多研究者过于依赖国外档案的收集与利用，且受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外国语教育结构和研究者语言能力的限制，绝大多数的文章又更仰赖英文史料，很多文章的注释几乎都是英文文献，这是外交史论文之史料单一性问题的首要表现。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梳理出来的历史内容常常给人一种不够充实、扎实的感觉，相关历史图景的还原和建构常常未能充分体现外交史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很多历史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较为模糊甚至谬误的，由此带来一个直接而明显的问题或后果，亦即学术论文无论在具体篇幅还是在整体气象上都会造成偏侧于外国的印象，而中方在外交事件中的地位、角色和作用的历史形象便显得相对薄弱，这是由资料收集不对等而带来的历史脉络不对称现象。理论上说，学术编辑对于这种情况需要报以最大程度的同情之理解，但不少研究者对此缺乏自觉意识，往往导致论文事实上的“跑题”“偏题”现象，如在一篇关于美中防务领域“初步互动”的论文中，由于美方档案史料非常翔实，使得整篇文章基本上是对美方历史活动的单向度介绍，而中方的历史内容则显得非常不足，事实上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中美双方“互动”这一核心主题的叙述与论证；在关于苏联与安哥拉关系中的“中国因素”的研究论文中，由于中方史料的欠缺以及相关历史内容的模糊性，所谓“中国因素”的线索并不太清晰，整篇文章的重心事实上就成为了“苏安关系”，并没有完全围绕“中国因素”而展开，进而基本脱离了文章主题的规限；等等。而在类似边界争端等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如果有关对方的史料、内容和观点的比重大于中方，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方的气势，可能导致一种中方在相关历史问题中的主动性不够进而“吃亏”的错觉，这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在目前条件下无法充分得到中国档案史料的学术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情况，但正因如此，就更加凸显了那些公开史料和易见史料的价值，相关研究者不能认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实现和展开只能依靠档案史料。即使公开史料和易见史料所蕴涵的信息是侧面的、不直接的，但也绝不能说是毫无价值的。在已经获取部分国外档案史料的基础上，如能辅之以中国方面的公开史料和易见史料，将较好地改善外交史研究论文的基本风貌，也更符合《中共党史研究》的用稿标准，如编辑部就一篇研究冷战时期中英航空贸易关系之缘起的文章所作出的初审意见就显示了这种态度：“虽说是‘中英’贸易，实际上只有英国的决策过程。这当然是因为史料所限，文章以英国档案为主，有美国档案配合……不过，作者还是比较重视利用国内公开史料，在现有条件下已经做得不错了，没必要求全责备。”就此而言，更多语种史料的利用存在客观局限性，这在现实和学理角度都可以被学术编辑所理解，但不能由此成为研究者忽视收集其他类型史料的理由。 由于档案史料欠缺以及公开史料和易见史料的利用不足所导致的中国在外交史研究中的“隐形”状态，目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该问题①。如何定位和分析当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历史方位与角色内涵，以及如何在核心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开掘其他类型的史料来源，仍然检验着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的学术功力，期待历史学界能在这一突出问题上加强理论探讨和学术实践，取得明显的改善和进步。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的本质和要义还关涉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到底属于“中国史”范畴还是“世界史”范畴。但无论如何，“当代中国”的“外交史”问题，都理应也必须在“世界视野”的观照下体现“中国中心”，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叙述的重心、篇幅的设定以及语言的使用等都偏离了“中国中心”，应当说既不适合《中共党史研究》，也在事实上不再属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范畴。显然，这就需要相关研究者着力培育和发展较为清晰与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 对于海外档案的畸多运用，也会给编辑的审稿工作带来一定的现实困难，毕竟编辑不可能就外文档案史料的真实性以及研究者解读档案史料的可靠性作出高度准确的判断，如就一些主要依据美国解密档案研究中美关系史的文章，编辑部的审稿意见就表达了类似忧虑：“类似以外文档案为主要研究资料的文章，对外文档案的解读，受到研究者外文水平的很大影响，理解得是否完整准确，我们很难确定，也无从核实。另外，外国档案的形成也是经过加工的，是否忠实于历史，也很难说。因此，采用单方外文史料的文章，需慎重”，“近年来的外交史文章，很多都没有中方资料，只看外国材料就写文章，这是一种取巧或想表示文章运用新资料有新意的方式……不能通篇都没有中方的资料，尤其是在涉及中方的立场等关键问题上……没有中方资料，就容易在对事件的把握上出现偏颇，也不便于编辑对史实的核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