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0.05.004 借助新的理论与方法，是深化蒋介石相关研究的路径之一。笔者近期开展了一个新的项目，尝试借鉴概念史的方法，分析蒋介石对影响中国近代发展最重要的几个概念的具体阐释，试图对蒋介石的思想观念进行系统探讨。本文所探讨的是蒋介石的“文明观”及其实践。① 关于西方“文明”观念的生成与嬗变以及“文明”概念在中国的形成、传播等问题，学界已有较深入的研究。既往对“文明”概念的论述，基本是以知识界群体为主，鲜见以政治人物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一生对“文明”认知的变化和如何力图将其认知转变成实践等议题的讨论。②有鉴于此，本文在“文明”概念传入中国并逐渐深入人心的背景之下，围绕蒋介石在不同时期对“文明”概念的认识与实践，探讨其一生将“文明”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的运用，试图厘清蒋“文明观”的认知脉络、执政实践及影响。蒋的“文明观”并不考究学理，而注重将理念付诸实践，其“文明”的论域亦与政治形势紧密相连，这与一般知识人有着鲜明的区别。 基本史料方面，本文主要运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蒋介石日记》《“总统”蒋公大事年表长编初稿》等资料，它们分别是蒋介石公开著述的“官方”总汇、私人记录与他人对其生平归纳，三种史料可从不同角度互证以支撑研究。 一、蒋介石“文明观”的思想源流 中国古来即有“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一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据孔颖达注疏，其指“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后“文明”语义延伸，除“文采光明”外，还有“文治教化”“文教昌明”“文德辉耀”之义。③ 西语中，“civilization”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古拉丁语“civis”(公民、市民)及其形容词“civilis”(公民的、市民的)，之后，法语动词“civiliser”引入英国，17世纪初英文“civilize”(使文雅、教化)出现，名词“civilization”得以形成。18世纪后，西方学者开始将“civilization”赋予“教养”“优雅的礼仪”等意涵，④阐释“文明”的具体释义——指“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社会进化、发展成就等”。⑤伴随地理大发现和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欧洲逐渐衍生出自身“文明优越论”，将“文明”与“野蛮”对立的“文明等级论”迅速发展。⑥ 19世纪中后期，“文明”的现代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civilization”一词的中西对译最早出现在1838年由传教士郭士立主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其多与“教泽”相连，在“进步”“文明化”的语境中，用以展示西方文明。⑦1878年，驻英公使郭嵩焘向国内介绍西方的“文明”概念：“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civilized)，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⑧深受日本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影响的梁启超亦是传播西义“文明”的主要推手。甲午战败后，列强在华扩张势力，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现代“文明”概念进行了本土化调适，逐渐在“文明”的社会进化论上导出了“强权”“竞争”的逻辑。⑨梁启超等人还重新建构了西人最早提出的“文明古国”说，强调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⑩总体而言，中国人对“文明”的认知虽难以摆脱欧洲“文明”观的影响，(11)却也在发现“古代文明”的过程中，不断挖掘自身文化价值。“文明”作为时髦新词，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广泛流播，报刊上每年与“文明”相关的文章数以千计。 “文明”概念在中国渐趋流行，正值蒋介石出生与成长之时。他出身于浙江传统的乡镇，后来留学、走进城市，其成长轨迹与中国和世界接轨的过程基本一致。蒋对“文明”概念几乎是被动接纳，当他拥有一定权势后，则通过阐释“文明”概念传达自己的主张。 蒋介石接受与解读“文明”观念的思想基础较为庞杂，既有中国传统思想的背景与基督教信仰，更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思想 蒋介石自幼诵读“四书五经”，曾参加童试未中，之后入凤麓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继而求学于宁波箭金学堂。过渡时期的新式学堂内仍有大量的传统文化课程，蒋介石在箭金学堂跟随顾清廉学习，所学内容既包括周秦诸子，又有富国强兵的知识。(12)蒋接受了十余年传统文化的系统教育，留学日本期间，接触了日本阳明学，在遵循本土调适的传统上，将其纳入自身思想体系之中。(13)蒋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并不限于青少年时期十余年的旧学教育经历，他成年后仍反复诵读传统典籍。据对1920-1940年《蒋介石日记》的统计，期间他读《中庸》和《孙子》6遍，读《大学》4遍，对《易经》《左传》《曾文正公文集》《孟子》《尚书》《王阳明集》等都读过不止一遍。(14) 蒋介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文明”的精髓，传统“六艺”之中的“礼”“数”，几乎囊括了国家建设的根本条件。如果民众不重视制度和数字，便不能建设现代的文明国家。(15)1934年蒋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演讲中，对某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摒弃民族固有道德文化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称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能够战胜一切异族”。(16)由此可见，他所提到的“精神文明”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蒋介石在阐释“文明”概念时，常运用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理念。蒋认为，“日本文明”中窃取了阳明学说中“知行合一”的思想，但只是片面承袭了阳明学说中的“勇”而忽略了“仁”，这不是真文明。蒋教育其军官不能单靠穿军服、戴军帽、拿武器等来体现表象的“文明”，而要做到“即知即行”，能弘扬“智信仁勇严”的武德，践行“力行主义”。(17)蒋介石的“文明观”亦受程朱理学和曾国藩治军之道的影响。他从曾国藩“规模远大与综理微密”的论说中引申出军队保重武器及一切物资的重要性，要求其下属学习物质文明进步的欧美国家，力行节约与废物利用。(18) (二)基督教思想 蒋介石于1930年正式受洗成为基督教徒，但他接触到基督教书籍的时间要早于此。(19)受洗后，蒋长期坚持祷告、参加礼拜、诵读《圣经》。基督教信仰是探讨蒋介石各种思想源头不可忽视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