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20)05-0072-09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20.05.008 抗日战争史研究 主持人语：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发出“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的号召以来，国内抗战史学界围绕以什么样的理论、视野和方法去指导今后的抗战史研究，如何提高并掌握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抗战史研究的创新路径与方法等进行了反思和讨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开展抗日战争史研究，深刻阐述中国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重要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构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自身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提高中国国际抗战史研究话语权的关键所在。山西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独特地位，加强山西抗战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深入推进山西抗战史研究再上新台阶，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区域抗战史研究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充分挖掘和利用一手资料，把握区域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命题开展系统研究是深化和推动山西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手段。本栏目的两篇文章是国家社科基金抗战专项工程——“山西抗日战争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张俊峰论文从社会史整体史的立场出发，将根据地的合作化运动与中共在中央苏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合作化实践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考察，对抗日根据地时期山西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做了客观评价，正是由于中共在根据地推行了正确的合作化道路，并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创造性实践，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为抗战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深刻地影响到之后中共高层的合作化道路决策。梁金平论文充分利用了山西省图书馆藏《山西抗战档案资料》有关鸦片的缩微资料和日本亚细亚资料中心冈本部队战时调查资料，对山西沦陷区鸦片政策及禁烟实质进行探讨，认为抗战时期日本在山西沦陷区禁烟是为了进一步统制鸦片经济，达到其“攫取高额利润，以毒养战”的目的，揭示日本侵略者以鸦片扶植伪政权的历史事实。这种基于一手资料的实证性研究，充分体现了“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基本精神，对于深化山西抗战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特约主持人 张俊峰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1年春，围绕在山西长治地区十个村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山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发生争论，争论的中心是老区农村的发展方向问题，即在土改完成后，农村互助组是否要提高一步组织起来建设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走向社会主义。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的做法，毛泽东在收到长治地委王谦来信并了解情况后，批评了互助组不能发展为合作社和私有制基础现阶段尚不能动摇的观点，支持山西省委的做法，刘少奇等人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争论就此平息。1952年2月，政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决定》，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互助组和合作社等合作化组织。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化，新中国农村拉开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序幕。山西省委、长治地委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随后发生的相关争论可谓新中国合作化运动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学界近年来对该问题已多有研究和探讨。其中辛逸和高洁认为，这一决策体现了山西省委主观设计和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常利兵将目光转向山西省委决策层，认为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做出决策的原因来自当时的客观政治形势和对晋东南地区农村土改后中农化趋势、农村阶级关系变化以及互助组涣散低沉状况的一种客观把握和考量，其中时任山西省农业厅厅长武光汤的武乡农村考察报告和时任长治地委书记王谦的长治老区农村调查起了关键作用，两人对晋东南农村的调查报告均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山西省委高层的重视，随后遂有上述决策出台①。两人的研究体现出一种由上而下、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对于我们认清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在全国率先试办农业合作社的动议无疑具有启发性。在此，本文欲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一个由前往后、自下而上的视角，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山西长治地区何以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合作化运动的中心地带和重要起点，通过对抗战时期根据地尤其是晋东南地区合作化实践过程的梳理，进一步说明来自基层的合作化实践经验对于山西省委、长治地委坚持要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决策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对抗战时期根据地合作化运动的实质及成效与1950年代后期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发展历史及其差别进行比较。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批正。 一、领袖、农民传统与知识精英：中共合作化思想的三大来源 1942年伴随着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以及日军对山西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敌后根据地军民迎来了抗战时期最为困难的阶段。自力更生，将党政军民学组织起来，依靠合作化的方式走出经济困境成为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政权的一个重要决策。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组织起来》的讲话，明确指出合作社是经济上组织群众的重要形式[1]卷三：928-926。《组织起来》的讲话既是对各根据地此前已经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的一个高度肯定，又是中共中央自上而下向广大根据地民众发出的一个重要号召。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互作合作运动的一个经验总结和系统阐发。从根源上来讲，中共领导人的合作化思想至少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化思想深受舶来的合作化思想的影响。19世纪欧洲的小生产者和雇工等低收入群体，为了抵制剥削发起了合作社运动，合作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2]卷四：310，他们将合作化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环节。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说：“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2]卷四：498-499。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为了破除农奴制下小农经济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的理论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将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发动工人运动，号召农民群众参加斗争的过程中，中共就积极地领导与推动合作社运动的开展。正是对马列合作化思想的继承，才会有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中要求各级农会在农村中办消费合作社的内容。 其次，中国农民的互助传统是中共合作化思想的第二个来源。传统时代，为了抵御天灾人祸，提高预防风险的能力，农民自发地组织变工互助，一般是由若干户农民组成，通过人工或畜工互换的方式，轮流为各家耕种，按等价互利原则进行评工记分，秋收后结算。其中，变工队、扎工队均具代表性。不过，囿于传统时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这些组织的效果十分有限。近代中国农村日益崩溃，逐渐走向解体的边缘，互助合作形式逐渐增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加上中国农民的互助传统，使得毛泽东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指出：“成立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的”，“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1]卷一：12-441930年春，闽西和湘鄂赣根据地已有耕田队和互助团等互助形式出现，论者指出，“这种合作有效地解决了革命暴动之后出现的劳动力紧张和耕牛缺少的问题。从此，开展互助合作就成了根据地的一项重要政策”[3]。擅长进行社会调查的毛泽东在1933年11月对江西兴国县长冈乡进行调查后总结：“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的伟大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4]311。他对福建上杭县才溪区的情况评价为：“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甚远”，但是经过互助合作“去年已够食，今年则有余了”[4]344。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合作社与互助劳动美好未来的期望，同时也有理由相信毛泽东的合作化思想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传统时期农民的互助合作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