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娩时由谁来助产?是产婆、助产士还是医师?是女性还是男性?关于由谁来助产这样看似只与个人经验有关而且似乎无关宏旨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却引起了学术上的热切关注。日本、欧美各国和台湾地区的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由传统产婆到助产士，再到妇产科医，继而形成以妇产科医师为主导的现代助产业这样一个过程。而助产业的现代职业化、专业化过程，不仅意味着助产者的转变，也意味着妇产科医师为男性、助产士为女性这样的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无论东西，助产业自古以来都是以女性为主的职业，男性医师为何又是如何进入这个职业并取得主导地位的呢?不少学者以“Professionalization”(专业化)和“Gender”(社会性别)等概念进行分析，指出现代职业、专业的形成过程中，男性独占把持社会地位与名声较高的职业，与此同时女性则或受排斥或沦为男性助手。①然而今日中国的现状正好相反，可以说妇产科领域几乎由女性独占把持，男医师却寥寥无几，②明显可以观察到产科领域的“女性化”现象。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男性妇产科医师在执业中感到尴尬。③即使在医师职业开始现代化的民国时期，也难以看到明显的排斥女医的言论。这与日本、欧美各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女性备受排挤的经验形成鲜明对比。④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中国的妇产科领域为何会出现“女性化”现象?“女性化”现象何时开始形成，是否同样能用“Professionalization”和“Gender”来阐释和说明?性别差异是在何种状况下如何被强调，如何被诠释和利用的呢? 不少人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是“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规范的当然结果，抑或是女性解放运动的自然结果。但是否真的如此呢?学术上很少有人关注，深究其因。台湾学者游鉴明、吴嘉苓等不约而同地指出，日据时期的台湾，助产士之所以代替传统产婆取得职业化的成功，与男性医师分工合作，形成助产士处理平产、医师(男性为主)处理难产这样的局面，主要在于助产士利用了“男女有别”的规范，利用产妇和家属不愿请男性助产的心理，使“女性的性别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⑤然而，学者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殖民政府规定只有女性才能从事助产业却并不培养女医师，特别是女性妇产科医师，而让男性独占社会地位更高的医师职业，可见“女性的性别资源”并非都能无条件得到发挥利用。成令方比较大陆与台湾的情况，指出台湾之所以没有像大陆一样积极培养女医师，主要是因为台湾的医师职业无论经济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具有其他职业无与伦比的优势和特权地位，殖民政府与父权制的宰制使台湾把这些特权让给男性，立志学医的女性在台湾找不到接收学校，只能留学日本。她更指出，民国时期的中国，医师专业并不像欧美一样具有稳定性，且收人和社会地位并不比其他专业高出很多，加上战争带来的混乱等，导致女性较容易加入医业。⑥日本学者同样指出，助产士利用助产自古为女性这样的“性别资源”以医师分工合作，并建立起强大的助产士职业团体，但因为政府设置种种藩篱，女性难以进入医师行业。这些研究，都导入“Professionalization”和“Gender”概念说明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和日本的专业化、传统文化、社会性别及政府(国家)权力的多元互动关系，得出了耐人寻味的结论，颇有可参考之处。但成令方并未详论中国助产业的专业化过程，况且是否如她指出的，在近代中国，女性容易加入医师行业其主要原因是医师专业不像欧美一样具有特权地位，仍值得商榷。 本文试图以接受过近代教育的男性医师开始进入助产业的清末至民国时期为中心，探讨此时期女医是如何进入医业的。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第一，追溯自清末以来西式助产技术及知识移植扎根中国，进而形成现代专业的过程及特点。第二，以女性医疗传教士、张竹君和杨崇瑞等女医为例，概观她们怎样阐释利用“男女有别”的道德规范作为女性参与医业的策略。第三，医疗领域中女医是如何从证照制度、教育制度上得到承认，在此过程中，性别差异是如何被认知被利用的。本文试图以此来探讨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情境下的政治状况、社会结构、知识传统怎样形塑了医疗与社会性别之关系。 一 助产领域的专业化及其特征 (一)近代助产士/妇产科医介入分娩与妇产科专业的形成 在传统中国，妇产科称作“女科”，是相当发达的一门学科。⑦医师著书立说，但很少介入实际的分娩过程，分娩工作主要由产婆担任。⑧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保证的通商地域的不断扩大，传教士的活动地域由东南沿海向内地延伸，教会医院、诊所和包括医学校在内的各种学校也随之增加。中国近代妇产科学的形成，与这些医疗传教士的活动密不可分。 传教士的活动，从结果上引发了近代中国妇产科学的革命。包括眼科、妇产科在内的外科及防疫，因其治疗上的可视性与速效性，被视为西方医学传人中国时的重要领域之一，并被期待能用来打开中国传教之门户。1958年英国医师合信(B.Hobson，1816-1873)在上海出版中文专著《妇婴新说》(Midwifery and Diseases of Children)，详细介绍西方妇产科理论知识。1860年，第一个取得外国学位的中国医师黄宽为中国妇女施行第一例碎胎术。⑨1875年，广东博济医院医师嘉约翰(J.G.Keer)施行卵巢囊肿切除，为中国首例妇科开腹术。⑩1892年同为广东博济医院的医师斯万(J.M.Swan)举行第一例剖腹手术，并报告详情如下：“第三胎经产妇，骨盆出口生长一实性软骨瘤，阻塞骨盆出口。足月临产后，在氯仿麻醉下，在脐至耻连间行腹壁及子宫切口，顺利取出活婴儿，丝线缝合子宫切口，术后有发烧，盆腔脓肿，术后5周坚持出院。未能随行，产妇可能死亡。”(11) 19世纪后叶开始，随着麻醉、消毒技术的运用，外科手术的进步，剖腹术特别是卵巢囊肿切除手术频繁举行。1903年，马士敦(J.L.Maxwell)报告在台湾南部一骨盆狭小第三胎产妇(前两次妊娠均因骨盆狭小行毁胎术)临产后即入院，在氯仿麻醉下行剖宫产，子宫壁及腹壁用鱼肠线缝合，母婴安全出院。广州一妇产科医于1898年给一位骨盆明显狭小的孕妇行穿颅手术，解决难产。(12)穿颅术在中国也叫“碎婴术”，为解决难产方法之一。相对于不得不牺牲婴儿才能保住母体的“碎婴术”，剖腹术提供了母婴俱保的可能性。因此剖腹术被认为是解决难产的最高手段，是西方医学的“奇术”，也是西方妇产科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如后所述，也是传统中国医师反对最烈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