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革命到医界革命:北伐前后中国医界的“革命”诉求①

作 者:
鲁萍 

作者简介:
鲁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江苏 苏州 215006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研究

内容提要:

北伐前后,在国民革命的氛围中,中国医界开始倡导“革命”,中医界有“中医革命团”,西医方面也有“医学革命”之倡。然虽同为“革命”,其具体内涵及意旨却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中医革命不过是延续清季开始的改良之路,欲借激烈的革命意气“重生”;西医却是要革中医的“命”,在他们看来,立于西方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才是可以生存的适者。这样歧异乃至对立的“革命”观其实并不矛盾,医者的不同认知与倡导,正反映着传统的转化以及与现代的碰撞。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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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4-0162-09

       1926-1927年的中国,正是国民革命时期,南方政府的北伐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胜利,革命气氛一时高涨。在持续的革命热情下,医界人士也兴奋起来,欲乘此东风整顿医学。这几乎是中西医者的共同心声,双方均开始倡导医学的“革命”。然细观之下,两者的“革命”指向却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可以说是“一个革命,各自表述”,不过借“革命”的话语权表达自身的诉求和理想。矛盾的立场下,中西双方的思考实际仍有趋同处,其倡“革命”均因外力而起,是在现代医学对照下发展中国医学的应对。主张虽不同,希望中国医学能够成为“现代医学”的理想却是一致的。如此“革命”观下,医界革命含义丰富,其走向也愈加复杂。

       近代中西医学之争并非一个新题,废止中医案②也颇受人关注,然这一中西纷争仍有不少可以探究的面相。如中西医双方为何大约同时开始提倡意态激烈但内容不一的“革命”,是革命话语的影响,还是各自形势发展所致?中医如何从提倡改良革新过渡到“革命”?西医一方又为何必行破坏之“革命”?中西双方的医者是如何思考与行动的?其中有哪些纵横捭阖之处?或许都值得一探。本文即拟考察北伐前后的医界“革命”,关注医者思考,初步探索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中,中国医界乃至医者所受的激荡与调适。

       一、由国民革命而倡中医“革命”

       1925年底,北京政府教育部以“不合教育原理”驳回了中医请求加入学校系统的提案。③虽然中医人士一再呼吁重议,然或因国内政治情形不堪,或因世风慕西,此案终是束之高阁,未能再议。抗议无果,中医界多少有些意气消沉。

       1926到1927年,国内革命形势高涨,中医界似也受到感染。稍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人颇有焕然一新之感。上海中医程迪仁即有“重见天日”之感。他说:在北政府“偏重外医”的政策影响之下,“国医”为被压迫之人群久矣;今者国民政府成立,压迫吾“国医发展”之障碍终扫除,故吾人“除以满腔热诚向我牺牲生命而奋植青天白日旗之革命军表示感谢外”,应“速即组设强有力之同志团体”规划并进行改革。④中医杨志一也指出,这正是“国医发展之时机”,“青天白日飘扬之下,正人民方庆来苏之时,亦我国医界自求发展之日也”。他说,革命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而当时的中医却正受着“不自由之痛苦”,教育部学校系统“只有西医”,摒“中医于学序之外”,且军阀“任意剥夺医权,实行敛钱主义”。因此正应借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之机”努力奋进,既然“革命予我以自由平等之机,苟不自求发展,是直自杀。”⑤

       许半龙也借国民革命所倡之“自由平等”立说。他指出,中医近年倍受排挤,在医校教学、医院设施、社会宣传、政法规定等方面,无一不受外来医药侵略,以致利权外溢。如今国民革命既是“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解放全国同胞之苦痛”,是“为多数被压迫民众而革命”,自然也应为中医谋平等地位。中医本体或有瑕疵,但并非“学术之咎”,若“废学不讲,何以固革命之基础?”因此他一方面呼吁中医界同志“以革命化、集体化、科学化、建设化,求达中国固有医学之独立,解救同胞之疾苦”;另方面则冀政府接受民众要求,“明定中医教育法规及保障之条例,并得与外来医术同一待遇”。⑥可以看到,许半龙倡中医谋发展不仅是因其倍受国内势力压迫,更有“外来医药侵略”致中国“利权外溢”这一隐忧。由此,中医的发展便不仅仅是医学本身的问题,还可能与民族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

       徐绍熙也有类似认知,指出“医学进步与否”所关甚大,医学事业“一方面固能促成革命之发生及成功,一方面亦能使革命之失败及完全消灭。”因此,他希望医界能尽其责任改革,以自身的成功辅助革命工作。⑦这大概是中医将自身和国民革命联系得最紧密的时候,一方面固是国民革命追求的“自由平等”确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另一方面也颇有点敦促新政府的意味。他们希望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能够平等对待中西医学,予中医以发展之机。在他们看来,中医革命与国民革命的目标本无二致,皆有对内对外两方面诉求,中医界求平等地位正需“反帝反封建”。

       由是,在国民革命的东风之下,中医界颇欲有所作为,各种要求一时纷纷,正如《医界春秋》社的观察,“国医界前之噤若寒蝉者,至此敢作合理之要求矣”。⑧医者也多以国民革命为后盾,特别强调“革命”的精神。中医“革命”渐成一流行话语。江广智就直接提出中医革命,并解释道:“革命者,铲除一切恶现状,而使人人得享幸福者也。……我中医革命为何?无他,亦即铲除一切恶现状而使其有生生之气焉”。在他看来,今之中医已颇有革命思想,然宛如辛亥革命,“军阀封建之思想未除,徒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今“医校虽已开办,病院亦已建设,而内中之设备,尚有不脱陈腐保守之政策者,徒袭革新之虚名,而无革新之实际。”这远未达到具有“生生之气”的阶段,故其引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语,“今国民革命,一而再,再而三矣,吾中医革命为何如耶?”激励中医界继续努力,以达革命之实。⑨吴虎指出中医革命亦如是,他说“我们中医的地位,同革命党的地位,可以说完全一样”,如今中医虽“清醒了”“觉悟了”,“整顿中医”“改革中医”的声浪也可“微微底听见”,可算是“进步的时期”;可是“还有许多恶势力未曾打倒,不良份子未曾铲除”,因此也同国民革命一样,需要继续奋斗。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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