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中国进入近代以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开始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①这是对历史基本事实的准确总结，也是对新中国政治文明发展逻辑的深刻揭示。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根本上说，是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文明不同的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她不仅接脉于马克思主义，更根源于近现代以来的基本国情，不断形成和完善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之中，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所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崛起于中国的历史舞台，是中华民族艰难复兴道路上的新坐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革命活动的主题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建立新中国，为国家新生和民族复兴奠定全新的政治基础。这一主题某种意义上是对孙中山未竟的“建国”之业的接续，②但其实践的过程却充满着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智慧和创造，并从中探索和创造出一系列基于国情、顺应世情的政治成果，奠定了新中国走向“人民政治”这一崭新政治实践形态的制度和文化基础。 (一)创建新型的革命政党，形成党领导人民的新型政治文化 革命，就要有个革命的党。这既是孙中山晚年刻骨铭心的认识，也是他晚年积极推动改造中国国民党的根本原因，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际的理解而形成的高度自觉。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革命党”的理解，具有许多不同于孙中山思想的特质。首先，中国共产党坚持它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曾经有一个解释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无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其实，进入中国历史的场域，民族资产阶级总体上看是脆弱的。来自封建势力和西方列强资本的双重压迫，确实使它难以独立生存。因此，许多民族资本家总是在复杂的矛盾心态下，与军阀官僚和外国列强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甚至“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孙中山作为一名革命家，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时空下，也不得不经常周旋于列强国家和不同派系的军阀官僚之间，去寻求各种可能的支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对于危机深重的中国来说，真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解放出来，非得有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并具有“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阶级自觉的群体不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的阶级性和先锋队性质的政治性界定，并非对于其成员的实际构成状况的强调，而是给出这个党不断从政治上和道德上型塑自身的目标。历史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是以此作为政治和道德的标准，去教育、整顿和规制全党的，使之成为在中国革命中永不懈怠、勇于担当又与时俱进的政治集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所要建设的革命党，不是包打天下的救世主，而是领导人民起来革命的革命领导党。它实际上是一个基于新的哲学基础的新型革命党。这是革命党理论的一种新的主张。 其次，中国共产党坚持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严格的组织形态要求。它在意识形态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并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基本学风要求。在组织形态上，它要求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基层组织，并在这个组织里，接受党的训练，参加党的活动，缴纳党费，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完成党的任务。这不仅把中国共产党为主义、为信仰而立的特性充分体现出来，也把它与松散的“知识者学会”，以及“空想的革命团体”、无政府主义组织，尤其是“乌合”的会党等等区别开来。中共二大特别强调，“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③，否则“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④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特质，使其内部具有了统一的思想基础和步伐一致的行动伟力。 再次，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的哲学信仰。强调党是先锋队，同时明确地反对“精英史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鲜明特质。孙中山要建立“民国”，要拥戴民众当“皇帝”，晚年也提出“扶助农工”等主张，但他灵魂深处的历史观底色却是“群众阿斗论”“群众失能论”。因此，他的政治观是俯视百姓的，他常常扮演的角色是“救世主”。这种“精英史观”使孙中山看不到推动历史的最大原动力在于群众，所以，孙中山在革命中不愿意过多地做群众的工作，革命常常被演绎成在列强国家和不同军阀派系中寻找支持的投机活动而走向失败。中国共产党与之不同，一方面它以先锋队的要求去塑造这个党，使它成为特别能战斗的政治组织；另一方面它真诚地信仰“人民史观”，或叫做“群众史观”。它光明磊落地宣告，中国共产党唯有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而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它自觉地以群众为基础。中共二大就明确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⑤它视群众为英雄，把革命事业变成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过程，革命实际上就是群众的事业，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这种革命观的转变和实践，是中国新型政治形态和新型政治制度文化形成的根本基础。与之相适应，不断生成出一整套关于“人民政治”“群众路线”及“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与“政党政治”不同的“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及“政治建设”等等的体系。可以说，新型的“人民政治”的全部根据都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史观”的信仰与践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