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斗争在中共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全面抗战爆发伊始，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要“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①，并较早在华北和华中打开局面。中共进入华北，八路军起到决定性作用；发展华中，主要依靠新四军的力量。②全面抗战初期，华北和华中大面积沦陷，国民党的军政势力撤退，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空间较大。华南完全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中共华南党组织在地下开展工作，远离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缺乏武装支持，上级党组织的干部支持也相对有限。在这种情形下，华南党组织是如何开展武装工作的? 学界关于中共华南抗日武装斗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抗日武装队伍的创建与发展以及抗日根据地的选址两个方面。③中共在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队伍活动区域分散，各自独立作战。或缘于此，现有研究主要从“地方”的视角切入，这虽有利于对“地方性知识”的分析，但难以得出更具整体性的认识。④中共广东省委(以下简称“广东省委”)是连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长江局及之后的南方局与华南地方党组织的桥梁，是华南统一的党政军领导机构。⑤故此，本文拟以广东省委为主体展开论述，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战略定位是什么?广东省委谋划和开展武装工作的决策依据是什么?统一战线与发展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内在关联是什么?如何评价广东省委在华南敌后抗战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华南敌后武装斗争与华北、华中地区有哪些异同? 一、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战略定位 1935年底，中共中央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⑥1937年5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党的任务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⑦这既是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重要判断，也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各项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加速谈判合作抗日，尤其是武装联合作战。除转至陕北的红军主力以外，南方国统区闽、浙、赣、粤、桂诸省也有数量不等的红军和游击队。8月1日，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发布指令，要求各省以“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为目标。⑧不过，蒋介石不同意中共在南方保留武装。各游击区也没有很大的根据地，游击队分散、给养困难，长期保留在原地并不现实。⑨1938年4月，长江以南各省红军和游击队悉数抵达皖南，组建新四军。这意味着中共中央不得不暂时放弃将南方游击区作为战略支点的设想。 因难以从武装入手，推动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共南方党组织的着力点。然而，由于遭到国民党的镇压以及受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土地革命时期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尽管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开始重建，但组织并不健全。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对各地抗日运动的领导，尽快恢复、健全被破坏的党组织。⑩随后，分派干部赴南方各省领导开展工作。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委派的负责人张文彬(11)抵达香港，组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担负整顿和加强广东党组织的重任。11月，中共中央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张云逸赴广州，会见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加强对广东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12)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统一领导南方各省，指示张文彬把工作中心移至广州，派廖承志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香港开展工作，加强国际宣传、联络华侨以及为八路军、新四军筹款。(13)经港英政府和余汉谋允许，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广州办事处成立。(14) 两办事处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并非上下级关系，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统战、宣传和筹款。从组织机构的设置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战略定位不在军事层面，此点也充分体现在干部分配方面。1937年底，张文彬鉴于党的力量和影响薄弱，而“保卫国际交通，保卫华南”的形势异常严峻，深感责任重大、人手不足，故请求中共中央调派干部支援。(15)然而，当时干部缺乏是普遍现象，各地党组织纷纷致电要求派遣干部，中央显然无法满足全部需求，唯有权衡全盘战略布局，相应做出取舍。相比更接近战区的华北和华中，华南的重要性略逊一筹，张文彬并未达成目的。 1938年2月，长江局两广特派员黄文杰在粤考察，曾致信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博古请求派有经验的游击军事干部来粤(16)，但长江局仅派了做群众运动的李大林、张月霞等赴粤。4月，广东省委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撤销，张文彬、薛尚实、饶彰风、梁广、尹林平(17)当选为省委常务委员。从主要干部的出身、年龄等情况来看，广东省委缺乏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9月，曾担任广东东江工农红军十一军军长的古大存增补为常委，出任省委统战部部长。1939年11月，古大存作为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启程北上，后来被中央留在延安工作。(18)这一安排与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战略定位不在军事层面相吻合。 表1 广东省委主要干部情况一览表(193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