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0)-04-0043-14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建立的规模较大的根据地主要集中在华北与华中地区。由于国民党力量并未真正进入华北，加上日军兵力有限、中共进入较早等因素，中共在华北的发展较为顺利，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山东五个规模较大的根据地。比较而言，中共在华中的发展并不顺畅，特别是与国民党军队冲突激烈，进行了黄桥战役、皖南事变等军事较量。华中根据地虽然最终建立了起来，但时间较晚，规模也无法同华北相比。因此，研究中共的发展华中战略时，需要进一步探讨其曲折发展的一面。已往研究多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同时突出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与贡献①。新近的研究成果则开始突破这一思维框架。有文章指出，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最初是由八路军而非新四军负责执行的，但又认为在新四军进军苏北之前，发展华中的任务并未实现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既往研究多将发展华中等同于在江苏、安徽等地建立华中根据地。这其实是以既定的历史事实作为评价标准，忽视了历史进程中的多重面相，特别是忽略了中共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本来并非苏北，战略方针需要根据战争形势而不断变化。此外，山东是沟通华北和华中的桥梁，地位和作用尤为特殊。发展华中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东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一、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的提出与第115师入鲁 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国共谈判的进行，1937年8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决定，红军主力是否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并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具体的作战方针为：“应一贯运用游击战、运动战，还有红白军共同作战，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③其中，“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④。但是，中共内部在运动战与游击战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存在争论，特别是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对洛川会议决议的不少内容提出了批评。彭德怀等一批前线将领此时也对毛泽东以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战略提出了不同看法，主张在战略上应该展开运动游击战⑤。周恩来同样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主张“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⑥。但毛泽东坚持认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他表示：“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⑦由于对战略方针存在不同认识，会议最终没有形成决议案⑧。在此阶段，无论是山东还是河南都还没有进入中共高层的视野。 尽管有争论，在战争爆发之初，中共还是将军事重心放在了山地，相机进行游击战或运动战。这样，与陕甘宁毗邻并面临日军进攻的山西自然成为中共领导人关注的重点。因此洛川会议决定，将红军的作战地区确定为“晋察冀之交”⑨，特别是准备在山西东北部的恒山山脉创建根据地。至9月末，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已全部开往山西战场。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11月初，中共决定八路军主力向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战略要地进发。毛泽东对分赴此四区的聂荣臻部、贺龙部、刘伯承部、林彪部的工作作出详尽安排：“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大抵靠近铁路公路地带先布兵先工作，偏僻地方后布兵后工作；敌快要到之地区先工作，敌暂不到之地区后工作。”⑩随后，八路军各部按照上述部署进入规定地区，开始了创建根据地的工作。随着1937年底至1938年初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及吕梁山根据地的初步建立，山西成为稳定的战略支点，中共有了进一步向外扩展的基础。 1938年初，根据日军即将进攻武汉的形势，中共中央长江局提出，将发展重点放在河南，特别是河南、山东、安徽几省交界地带。1月7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指出，河南处于日军进攻的前线，“河南党的总任务是武装保卫河南；巩固原有的军事力量，用各种方式争取创造和发展新的力量”(11)。2月13日，周恩来、王明等提出：“为确实建立长江、黄河间的党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皖、苏群众参加战争。为此，拟调彭雪枫由晋来豫，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1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具体讨论上述问题并决定在长江、黄河间设立一个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由彭雪枫负责领导新设军区的军事工作。在三四月间，周恩来又指示中共山东、河南的联络局合并为豫鲁联络局，之后豫鲁联络局改为河南省委统战委员会，开展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2)针对下一步的军事发展方向，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主张是开拓河南、安徽、山东等华中地带。中共中央北方局则提出，应进一步发展河北、山东等华北地区。这样，山东作为沟通华北与华中的桥梁，地位愈发凸显。 2月15日，毛泽东提出了先发展河北，再进入山东，最后挺进鄂豫皖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第115师进入河北；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区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进行第二步，进入山东，在津浦路以东的山东全境作战，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州、海州南北；之后进行第三步，进入安徽境内，以鄂豫皖边为根据地(13)。17日，毛泽东致电征询八路军总部对这一计划的意见，并表示：“我军不出河北、安徽，对敌无大影响，只能节节抗战，经费枪械亦难解决。除非出河北不可能，出安徽蒋介石又不许，才决心全部在平汉路以西包括晋东南、豫鄂西等地作战。否则应争取以一个师先出河北，后出安徽，最后转入豫鄂西似较有利。”(14)这一作战构想表明，毛泽东在战略上已开始将进军华北与华中通盘考虑，山东将处于这一战略的枢纽地位。八路军总部同意兼顾华北与华中，并建议第115师先出潼关、洛阳以南，第129师出豫皖鲁，争取到鄂豫皖(15)。任弼时在2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支持八路军在山西只留一部进行游击战争，认为“主力可移到黄河南岸，在鄂豫皖进行活动”(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