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认知偏差与风险语境中的媒体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姜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风险认知既取决于物理性一面,也取决于精神性的一面,后者往往作用力更大。风险认知能否客观、真实,受制于认知主体所具备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能力。在信息“过载”和风险情境下,人的信息感知机理愈加复杂,不确定性加大,风险的认知难度也更大,容易产生认知偏差。复杂性是现代性的伴生物。在几何级扩张的复杂性面前,人类的智性和理性捉襟见肘。作为社会系统的传播、沟通、整合机制,媒体是人类社会风险控制和复杂性管控的有效架构,以其专业化努力给复杂世界带来明确的描述和确定性。但是,在网络社会和风险语境中,媒体系统面临双重“复杂性”,难以胜任风险认知和复杂性管理的重任。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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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0)09-0150-09

      风险是人类历史的伴生物,人类正是在与风险的斗争中蜿蜒前行的,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甚至出现普遍化和本体性的取向。①人类对风险的认知和控制也随着社会复杂性和技术复杂性的激增而增强,但同时风险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风险不是均衡分布在人类生活的时空中的,存在偶然性和随机性,很多情况下,对风险的认知超越了人类智力和理性的极限。风险的失控也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风险就像高悬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落下的可能性。即是说,风险的不确定性成了当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确定性。

      信息“过载”与认知“吝啬鬼”

      风险是主观和客观互动的产物,是认知主体对于风险客体感知的结果。“风险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种物理性的、更为实际有形的、可被量化的部分以及一种精神性的、被建构的部分。”②风险认知既取决于风险的物理性一面,也取决于其精神性的一面,有时后者的作用力更大。风险认知能否客观、真实,受制于认知主体所具备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能力。在认知条件上,直接感知还是间接感知,所获风险对象信息的质与量,所处语境的状态等,均会影响认知主体对风险对象的感知和评估;在认知能力上,认知主体对于同样风险对象的认知能力往往存在差异,特别是在信息匮乏或信息过载的条件下,不同风险认知主体对于风险的感知和判断也会不一样。不同的认知主体会因人而异建构出自己的风险图景,尤其在无法整体占有风险对象信息的情况下,认知主体就会按照自己的认知路径建构风险场景。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人们在信息接受过程中,存在使用直觉而不是系统分析的接受捷径。在日常生活中,每天有太多这样或那样的信息,太多的信息需要去仔细思考。对此,心理学的解决方案是直觉判断。在接受阶段,直觉的使用往往补充甚至取代系统加工。在什么情况下直觉路径会起主导作用呢?取决于动机和能力。如果主题远离个人兴趣,我们就没有动机去进行系统分析,如果信息难以获得,信息太复杂以至于很难自信地对其做出判断,或者当我们缺乏系统分析的技能或训练时,就涉及能力的问题了。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我们有动机去进一步研究它,也可能被迫采用能引起直觉的外周线索来决定我们是否接受这个信息。③李普曼认为,面对超出人类日常接受和理解能力的信息,人们是无法作出理性、周全的判断的:“需要公开的所有信息对于公众的接受度而言,实在是太多了。生命太过短暂,无法追求无所不知,想要数清所有树上的所有叶子,那是不可能的。”④

      信息和传播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我们接近信息的方式乃至更多。信息和传播技术界定了我们怎样接近他人、接近服务和技术本身。⑤媒介作为人们感知环境的耳目,延伸了人们的认知半径,拓展了人们观察环境的边界,但与由具身性直接经验构建的世界不同的是,人们借助媒介之眼看见的世界是一个“中介化”的世界,是由媒介经验建构起来的“第二现实”。因有媒介的介入,信息经过媒介的选择和过滤,不再是透明、价值零度的信息,而带有传播的偏向。在互联网语境下,媒介技术以及由其建构的社会复杂性激增,因特网上信息过多过滥,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并且信息的质量无法检验,也无法控制,经常是值得怀疑的。⑥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信息的特质发生了变化有一定的关系。依据拉什(Scott Lash)的看法,粗略划分,信息大概有两种形态:其一为基于“普遍知识”而形成的信息,“是出于理性、智识的问题意识而被撰写出来的,是出于知识……的问题意识而被撰写出来的”,这是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普适性的论说性知识;其二是“个殊性信息”,“是由论说性知识所生产出来的”“与普遍性缺乏关联”“借由一连串的个殊事务、个殊事务的一幅拼贴来运作”,它是“朝生暮死的东西”。⑦这种变化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与媒介形式的丰富而不断强化,特别是“个殊化的信息”日益泛滥,很多情况下,它带有明显的个性化色彩,缺乏公共性价值;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它永不停歇、无限增殖的本性,使它淹没了论说性的信息,但同时,它在网络社会中的“永恒在场”,又是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转瞬即逝。对于无数的“解放”了的信息“生产者”(借用、挪用,甚至抄袭、歪曲)而言,他们力求“通过排他而构造自身”⑧制作出更多个殊化的信息,但是这类信息的存在和大量增殖,无疑导致了信息过载,也使得论说性的有价值的信息被稀释,既增加了人们接收信息的风险,劣质、歪曲、无效信息的扩充也进一步加剧了信息风险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拥有观察世界的“上帝之眼”——可以全知而且无偏地去进行观察。根据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和谢莉·泰勒(Shelley Taylor)的观点,人类是认知“吝啬鬼”,人们总会尽力保存自己的认知能量。考虑到我们处理信息的有限能力,我们会试图采用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策略。在采用这一策略时,我们或者忽略掉一些信息,以减轻我们的认知负担;或者“过分利用”一些信息,以便不再去寻找更多的信息,或者因为感到几乎已经足够好,而情愿接受一种不太完美的选择。“认知吝啬鬼”策略可能很有效,它可以很好地利用我们有限的认知能力,去处理几乎无限多的信息。但是这些策略也可能导致严重的错误和偏见。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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