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供性”:译名之辩与范式/概念之变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凝翔,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snxiang@pku.edu.cn;韩松,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hanseanicarus@gmail.com。

原文出处:
国际新闻界

内容提要:

“可供性”(affordance)已成为当前媒介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由于概念脉络复杂且难以把握,传播学对affordance概念的运用往往失之要义。本文梳理了该概念的来源和背景,探索了该概念引入传播学的关键节点,指出了其中的范式变迁与概念转义,并辨析了“可供性”这一译名的问题。本文建议将affordance译为“示能”。作为一个跨学科概念,“示能”强调了具身性、物质性和主客体对称性三项属性,为媒介研究突破目前困境提供了可能的进路,亦为传播学之转向与重构提供了有利的起点。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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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潘忠党(2017)等学者的引入,affordance(可供性)概念在中文传播学界逐渐得到认可(方惠,刘海龙,2018),已有大量研究借助这一概念以讨论技术、媒介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考察中文语境下使用affordance概念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affordance被当作技术/物①“功能”的同义词,或是被反向定义,即指代人-物交互关系中所有非人行动者的贡献,尤其是其架构(architecture)所指代的环境倾向性特征(董晨宇,丁依然,2018;冯强,马志浩,2019)。由此可见,在中文传播学语境中,affordance一词已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affordance概念暧昧不明的原初定义:“一个具体环境的affordance,就是它为动物提供(offer)的东西,它准备(provide)或供应(furnish)了什么,无论是好是坏……它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环境与动物两方面……它意味着动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补性(complementarity)。”(Gibson,1979:127)

      在詹姆斯·杰尔姆·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的原初概念与中文传播学界所使用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前者所指的是那些“环境所提供的东西”,后者所指的却是“可以提供某些功能的属性”。从“供给物”到“可供性”,概念的偏差有其客观原因:吉布森的affordance定义略显模糊且难以操作化,因此在引入不同学科时,需基于本学科需要而加以改造,然而概念的改造往往会扭曲其意义或遮蔽其丰富性。

      在1988年的《日常物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Everyday Things)中,吉布森生前的好友唐纳德·亚瑟·诺曼(Donald Arthur Norman)采取了一种功能化的affordance定义,并将affordance引入工业设计领域从而开创了“设计心理学”。诺曼所提供的affordance定义既保留了原有概念的包容性,同时又便于操作化,为“设计心理学”领域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可随之而来的却是大量错误的affordance的运用与各类无意义的研究。该书出版十余年后,诺曼意识到,所有的问题都源于自己对affordance的扭曲:“Affordance概念正逐渐流行开来,可却总是未被完整理解。这是我的错,我所讨论的并不是真正的affordance,而是‘perceived affordances’……”(Norman,1999)然而为时已晚,有缺陷的概念一旦扎根,概念便不再能真正推进、启发研究,而不过是研究所假借的便利工具。

      诺曼与设计心理学的案例已表明,跨学科的概念借用,既创造了机遇,也内含着危险。正确的概念引入或可创造一个蓬勃发展的分支领域,错误的概念引入则会抽空概念原有的力量,这些偏离的逐渐累积,最后叠床架屋、积重难返。因此,研究者在引入概念时,一方面需根据本学科状况加以砍削或改造,一方面也需厘清概念之脉络及改造过程中所放弃的部分。如此,一则为概念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二则有助于沟通不同学科对同一概念的运用,拓展学科视野与边界,促进跨学科交流的可能。

      站在中文语境下affordance概念方兴未艾的节点上,本文将以如下四个步骤,递进式地完成上述目标:首先,回到吉布森与吉布森主义者(Gibsonian)的脉络中,厘清affordance概念的来源及其背景;其次,探索affordance引入传播学的关键节点、其中发生的转义及意义转变所代表的研究范式变迁;再次,梳理affordance概念翻译为中文的过程及其二次转义,辨析各种译名并说明“示能”之长处;最后,说明吉布森语境下的“示能”概念如何为超越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二元框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资源。

      一、为何“承担”?Affordance探源

      1966年,在《作为知觉系统的感官》(The Senses Considered as Perceptual Systems)一书中,吉布森在对味觉系统进行分析时第一次提及affordance:“这种知觉系统不应再被称为化学感官……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被感知的属性(properties)不是由化学直接作用的。相反,它们是营养价值或affordances。对人类来说,它们是美食的价值。”(Gibson,1966:139)吉布森将价值与affordance并列,似乎说明affordance存在社会建构性,换言之,affordance是可学习的:“最简单的affordance,例如食物或是掠夺性的敌人,一些动物的幼仔很可能不需学习就能发现,可总的来说,学习对于这种知觉是至关重要的。”(Gibson,1966:285)

      由于affordance在全书中仅出现四次②,且均用于描述味觉系统,这一阶段的affordance概念显然并不完善。然而在affordance的早期运用中,整个吉布森学说的张力便已暴露无遗:一方面,吉布森坚持人/物二元论,因此affordance并不是一种物体的属性,而更接近一种后天习得的价值;另一方面,吉布森拒不承认人与物的“疏离”而是强调其“互补”,因此affordance始终与动物之生存有关,且对部分动物来说“很可能不需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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