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20)10-0110-09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0.10.015 传播研究是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学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伯明翰时期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为文化研究范式的媒介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这些研究不仅延续了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传统，而且通过引入结构主义方法确立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地位。更关键的是，霍尔通过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结合”(articulation)概念对这两种范式进行了整合，从而确立了文化研究视角的批判媒介研究范式。 对霍尔的传播观进行整体把握并不容易，原因在于他的研究始终呈现出文化研究特有的那种经验性、情境性和现实指向性，其初始动机并不是建构连贯的抽象理论体系，而是针对特定历史政治情势的理论反应，始终具有“情势性分析和暂时性真理”的非体系化和非绝对化特征。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际学术界，一系列关于霍尔的研究和借鉴霍尔的思路所进行的霍尔式研究呈现出交织发展的趋势。②21世纪初以来，霍尔的传播研究也成为中国本土新闻传播学关注的对象。但迄今为止，这种关注主要表现为对霍尔传播思想中某个关键文本的重视，而对其思想的整体脉络把握不足。比如，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编码/解码”模式，③但对该文献的版本流变、初始问题意识和语境缺乏关照。④尽管有研究者已经对霍尔关于身份认同、意识形态、道德恐慌和大众媒体的论述，⑤霍尔对传播研究的影响，⑥以及文化唯物主义对霍尔早期传播思想的影响⑦进行了讨论，但总体而言，中国传播学界对霍尔传播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重视不够，对霍尔成熟期传播研究的思想和方法的整体关照不足。而正是通过这些研究，霍尔既明确提出了对美国批判传播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建构主义传播观，同时也在批判传播研究传统内部确立了文化研究视角的传播研究范式。⑧这种状况导致中国传播学界在放大霍尔传播思想中的某些局部概念或模式的同时，也出现了对某些理论进行庸俗化解读和去语境化误用的倾向。比如，有作者完全不顾霍尔原文的问题意识和语境，把编码/解码模式当作一个既定的预设前提和万能工具，直接套用在各类宣传策略的对策性分析之中。⑨还有作者甚至把霍尔的媒介研究所强调的对社会传播中既存意义秩序进行批判的政治介入意识与我国党报理论所强调的媒体作为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耳目喉舌”的政治属性划上等号，并把霍尔的建构主义新闻观误读为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简单否定。⑩ 有鉴于此，为了弥补现有传播学文献对霍尔传播思想把握的不足，本文试图从霍尔传播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尤其是他如何调和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资源入手，阐释其传播观念的内在方法逻辑。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20世纪60至70年代同时存在于文化研究理论背景之中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是如何在霍尔的传播研究中得到整合的？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传播观念是如何既对主流实证主义传播观构成挑战，同时又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一种补充？这种范式整合的努力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哪些不足和困难？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方法上显然不能把学术文本与其语境割裂开来。正如霍尔本人所强调的那样，搞清楚理论“所处的历史语境始终是重要的。这并不是说历史可以解释理论，或者可以确保理论的科学准确性。历史和理论是两个相关但并不完全一致的领域。观念总是出现在特定的历史节点，后者总会以某种方式对前者产生影响。而这些观念之所以会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有关。但一旦我们掌握了理论所处的历史语境，就必须进一步详察理论内部的内在逻辑。理论对自身所界定的问题性(problematics)的反应决定了理论的构成方式，而这种方式也恰恰反映了它的内在逻辑。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历史和理论结合起来，而不只是从逻辑上和概念上对理论思路进行解析，或只是把理论解构为它所处的历史条件”。(11)基于这种双重要求，在充分考虑文化研究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语境的基础上，下文将在分别简要综述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脉络之后，探讨这两种路径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体现在霍尔的传播观念之中的，进而分析由此形成的研究范式如何与主流传播学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形成一种双重的论辩关系。 二、文化主义与作为意义建构的传播 如前所述，霍尔的媒介研究以及由此形成的传播观念是通过他对文化主义遗产和结构主义方法的范式整合实现的。其中，文化主义的作用在于一方面把文化概念从作为经典化的人类精神创造物的狭义界定扩展为作为生活方式的广义文化观，从而确立了对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进行严肃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批判，确立了反还原论的文化观，即文化唯物主义。这种双重转化是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战后新一代左翼理论家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以及主流文化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保守观点进行双重批判的产物。 一方面，在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奇所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化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论模式低估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要性，压抑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青年卢卡奇通过对“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和自然本体论的批判，激活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从而把历史视为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生成过程：“思维正确性的标准虽然就是现实性，但这现实并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12)这意味着从既有条件向可能状态转化的历史实践过程具有不确定性，从而为文化和上层建筑分析打开了理论空间。二战后，经济的繁荣、消费文化的兴起、福利国家政策的落实、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巩固以及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对传统政治经济维度的阶级差异和冲突产生了消解作用。在一个日益中产阶级化的社会结构中，文化日益成为左翼理论家重新定义社会斗争意义的新维度。(13)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与这种现实的理论需求形成了呼应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