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0)05-0023-10 叶圣陶是20世纪我国卓越的教育家，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的一代宗师。他自1912年初担任教师起，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76个春秋，几乎亲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发展各个时代和文化教育改革整个过程，形成了博大精深、特色鲜明的教育思想。 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文化特质，就在于它的实践性、创新性、民族性、大众性。 实践性。叶圣陶在他整个教育生涯中，从不追求教科书式的抽象、静态的理论体系构建，而是始终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变革和教育改革实践，与广大师生的教育和学习生活息息相通，不断地提出、探索和回答教育改革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总结、提炼教育实践经验，实事求是地阐明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因而他的教育思想能够更深入地植根于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的土壤，更完整地反映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轨迹和基本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叶圣陶教育思想是“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一面镜子”。 创新性。叶圣陶在其一生的教育改革探索中，以“欲运我灵思与世界学术接触”①的开阔视野和“贵在顺进化之理”②的历史意识，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顺应中国现代社会与教育变革要求，不懈地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教育文化和传入中国的外国近现代教育理论、教育经验进行反思批判和继承革新，并且博采众长，融入自我。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以至改革开放新时期，自觉贯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而，他的教育思想能够更充分地体现与时俱进精神，充满创新的生命活力。 民族性。叶圣陶的教育改革探索与实践，有他的国学根底和道德修养做基础，秉承儒家思想和道家智慧精华，又开始于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深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贯注，并与他的新文学创作和现代文化批判与建设相交融，以传统文化教育根基——语文教育的改革为主要依托。因而，其教育思想具有更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和现代文化意蕴，具有更浓郁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大众性。叶圣陶毕生以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自称，与广大师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热诚代表他们的愿望与呼声，关怀他们的成长与幸福，提升他们的理想与智慧，并且以中国广大人民包括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其对中国现代教育的真知灼见。因而，他的教育思想更富有亲切感和人文气息，是真正面向并属于中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的“教育学”。 表达在叶圣陶各类教育著作中的叶圣陶教育思想，不但具有本土原创的文化特质，充满面向大众、扎根实践、批判继承、改革创新的理性精神和生命活力，并且由于其涉及中国现代教育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基本规律、基本领域，而具有内在的逻辑性、系统性、完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为后人贡献了一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教育学”，也即“中国教育学”。 一、哲学基础：具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意蕴的中国教育改革观 作为一种“中国教育学”，叶圣陶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不是抽象的一般的教育学概念和范畴，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中国本土近现代社会与教育变革实践。 20世纪，中国社会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到社会主义社会，以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历了不断的重大变革和历史飞跃。与之相适应，以废除封建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的新教育运动开始的中国教育改革在艰难曲折中前进，也贯穿了整个百年。在这期间，任何一种真正进步的中国的教育理论，都不可能不以极大的热忱关注、聚焦和介入这一改革实践，从中探寻中国现代教育的出路和规律，追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基的教育梦。叶圣陶教育思想正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种教育理论。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始终以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中的问题和经验作为理论思考的逻辑起点，以推进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作为批判继承传统教育思想、进行教育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并且由此深刻反映了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探索形成了作为其整个教育理论哲学基础的具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意蕴的中国教育改革观。这一中国教育改革观，要义有三。 (一)中国教育改革是综合系统的改革 叶圣陶认为：“教育和社会本当互相适应，脱离了社会，教育便失去根据。”③中国教育改革必然发生，根本原因就在中国社会的变化、变革和发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大革命到抗战前后，从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社会的每次变革和转变都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引发了教育改革的新高潮；而反过来，教育又通过自身的改革积极地适应并促进社会进步。 叶圣陶指出：“教育不是独立的部门，与政治、经济等项都有关系。”④“教育救国”当初之所以梦想难酬，原因在于脱离了社会政治、经济变革，教育非但救不了国，甚至也救不了自己；“生活教育”在刚提出时之所以难以推行，主要也正因为旧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限制；“应试教育”之所以迟迟难以转变，除了国家发展和体制上的落后，“大半的因由当在对于教育的一般社会意识”⑤。总而言之，教育改革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制约，必须将其纳入整个社会改革的系统工程，与其他方面的改革综合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