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20)05-0038-09 [修回日期]2020-05-06 话语(Discourse)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是一定时代、一定环境下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话语同概念、规则、逻辑等要素共同构成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话语不是简单的传播思想和文化的语言表达工具，而是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权力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是政治思想的直接现实[1]。党建话语体系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思想理论和知识体系的话语呈现或表达形式，用以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面对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新挑战新要求，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体系构建的有效路径。 一、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党建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随着时代与形势变化而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基于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因应构建党建理论体系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要求、解决党建话语问题需要，加快推进党建话语体系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势在必行。 (一)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要求 党建话语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构成的基本要素，记录和指导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加强自身建设的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新时代“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才能建成这样一个党”为主线，在推进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努力探索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而构建这一体系的关键环节就是推动党建学科化发展。然而，目前党建学科化发展的现状与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要求尚存在一定差距，党建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相对滞后[2]，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已成为制约党建学科化发展的瓶颈之一。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党建话语体系呈现三种倾向：一是完全采用“文件、领导讲话”的话语表述，话语体系僵硬且缺乏现实吸引力；二是完全照搬西方政治学的话语表述，面临“水土不服”的窘境；三是完全采用马列原著中的话语表述，落入“自说自话”的地步[3]。党建话语体系建设中暴露出的话语原创性不足、学术性欠缺、创新性不够等突出问题，已严重限制了党建学科的学理化发展。因此，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必须顺应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发展要求，找到学理性和政治性之间的话语接口，以原创性的党建话语表述为新时代党建学科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以强有力的党建话语表述为党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学理性的支撑和有说服性的表达。“在学术研究中要区别对待、灵活运用不同的话语体系，提高党建话语运用策略。”[4]总之，要构建有影响力和说服力且逻辑自洽的党建话语体系，党建研究者必须重视党建话语体系建设，“提升话语创新的自信心……以话语创新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构建”[5]。 (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实践要求 话语是时代的声音，具有历时而变的显著特征。作为社会实践形式的话语，都是一定时代、一定环境下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包括党建话语在内的各类政治话语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传承性和发展性。中国共产党的党建话语形成与发展，同样遵循政治话语发展的基本逻辑，充分体现政治话语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特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发展大趋势、回应实践新要求新课题，提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新时代党建话语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注重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之一，也是推动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新话语来源于实践，并用以指导新的实践。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探索与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话语体系。比如，“中央八项规定”“以人民为中心”“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四个伟大”“四个自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我革命”“七个有之”“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四种形态”“巡察”“依规治党”“打虎”“猎狐”“拍蝇”“断崖式处理”“‘三不’一体推进”等等。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出现的新话语，既为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话语素材，也为构建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提出了新要求。即如何构建兼具学术性和政治性的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彰显党建话语的思想高度、学理深度和逻辑严谨度，全面提高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三)解决党建话语“失范”“失声”问题的现实需要 党建话语“失范”①，是指党建话语在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因使用不规范而导致“正音”“噪音”“杂音”混杂交织缠绕的问题。实践中，不规范话语主要表现为党的权威机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从未正式使用，却在一些专家学者和党员干部中广泛使用的似是而非的话语表述。比如，“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有研究者指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不是中共中央的提法，在党章、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他党内文献中，从来没用过这样的提法[6]。之所以出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样的话语表述，源自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作出关于党的历史方位“两个历史性转变”的重大判断，即“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随后不久，这一重大判断被写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一些专家学者就把这一重大判断中关于党的历史方位第一个历史性转变的表述简化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在学术界、一些党员干部中广泛传播开来。严谨性和准确性是党建话语表述的根本要求。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党员干部，必须以严谨准确的方式使用党建话语，不能根据个人使用偏好随意表述党建话语。“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表述方式，很容易造成淡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和领导党定位，形成“去革命化”和“去领导化”的错误倾向。这种对党的历史方位重大判断的简单化和裁剪化的话语表述，既不严肃，也不严谨，已经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造成思想上的模糊认识。诸如此类的党建话语“失范”，在党的建设方面不利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利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不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准确宣传贯彻；在国家建设方面不利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利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不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