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化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20)03-0054-24

      中苏国家关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内中外之间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苏俄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涵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历久不衰，直到苏俄自身的存在已成历史，仍可明显感受。

      近代中俄及中苏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近代前期，在国人的国际关系认知中，俄国威胁中国的“北极熊”形象一直存在。林则徐于鸦片战争之后发配新疆，对西北地理及边疆政治进行考察，深感西北边防须未雨绸缪，认为中国虽面临西方列强威胁，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①林氏这一思想，为晚清众多政治家、思想家继承。②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李鸿章为抵制日本，玩弄“以夷制夷”外交，一反林则徐以来的“防俄”主张，推进“联俄制日”，与俄签订“密约”，两国秘密结盟。但此时反清革命已开始发动，革命党人选择的是联络欧美及日本的外交路线，尽管此后梁启超声称“自美洲归而梦俄罗斯”，主张效法俄国实施“开明专制”，但政治及外交上的西方路线仍是清季国人的主流选择，中华民国的建立则使这一选择成为现实的存在。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两年后作为“一战”善后的巴黎和会召开。这两大事件导致中苏关系发生重要转折。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以及因认定美国“背信弃义”而产生的对西方的心理排拒，加之因苏俄承诺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换取的对苏俄的好感，为“联俄”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以苏俄为依托的国共合作由此展开，国民革命期间，国共两党竞相联络苏俄。随着国民革命逐渐展开，影响所及，“联俄”与“反帝”一度成为中国外交思想的主旋律，列宁则取代曾经的“世界上第一个好人”③威尔逊，成为国人心中的“世界第一伟人”。同期大量民意调查清楚印证了中苏关系史上这一重要变化。

      不过友俄、联俄的状况并未维持多久。其原因在于，“联俄”与中华民国“法源”的疏离使部分国人对“联俄”进行反思，导致认知变化。更重要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宁汉合流，国民党政府对内反共，对外排俄，中苏之间又因中东路危机一度触发战争，直至断交，国民政府遂调整外交政策，开始向美、英等西方国家靠拢，中苏两国关系一度恶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得到苏联众多切实援助，对俄民意才重新朝着“友俄”方向，逐渐回归。

      中苏关系是近代最重要的中外关系之一，极具研究价值，曾引起学者高度关注，所作研究堪称具体深入。但既有研究亦存在明显缺憾，主要表现为重视国家间的利益之争，却相对忽略促成国家关系变化的观念及社会心理的因素。中苏早期关系史上呈现的近乎周而复始的变化，除了作为国家关系基础的国家间利益冲突在发挥作用之外，民众观念及社会心理的作用不可低估。④然而，既有研究注重依靠传统意义上的“史料”做事实重建，却殊少注意到在中苏关系变化过程中国人对苏俄的认知与心理变化所起的基础作用，致使既有研究虽在事实重建层面取得较多成果，在解释层面却明显缺乏宽度和力度。

      本文拟以北洋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两个时段各地民意调查提供的数据为依据，⑤从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的维度，研究斯时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化，为同期中苏国家关系的亲疏合离，提供社会心理的研究基础及历史学的解释。

      一、由美徂俄：北洋时期问卷调查中的与国认同变化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遭遇东、西列强连续不断的侵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传统“宗藩关系”维系的周边“与国”除外，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大多对中国怀抱政治、经济野心，是中国的“敌国”。能够被国人视为“与国”的国家甚少，美国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之一。⑥

      近代中国实施“联美”外交与国人对美国的认知有关。早在1861年1月，朝廷征询疆吏对“夷务”的意见，曾国藩在复奏时特别谈到对美国的认知，指出“驭夷之道，贵识夷情。以大西洋诸夷论之，英吉利狡黠最甚，法兰西次之，俄罗斯势力大于米、法，尝与英夷争斗，为英夷所惮。米唎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或且输诚而就于我”。⑦曾国藩这一思想，奠定了晚清“联美”外交路线的“夷情”认识基础。稍后清廷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第一批公派出国的国家确定为美国，乃是曾国藩“联美”外交路线最早的尝试。

      对于中国的示好，美国回馈积极。美国是首倡庚款办学的国家，此举曾博得国人的极大好感。虽然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因拒绝废除《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条款》，一度引发中国广泛的“抵制美货运动”，但威尔逊当选总统之后国人对美国的观感为之一变。⑧在威尔逊主持下，美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西方国家。作为回应，中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决议，感谢美国政府对中华民国的承认。⑨中国代理外长陆征祥甚至呼吁中美两国建立“更密切的盟友关系”。⑩良好的关系使美国成为中国亟欲在政制上效法的国家。辛亥之后中国政制转型，按照孙中山等人自兴中会创建以来一贯的政治理念，就是要建立像美国那样的“合众政府”。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中国正在努力创造真正的代议制，其主要的榜样是美国。”(11)在现代国家建立初期，美国对中国新政权的政制示范，甚是明显。

      美国承认中华民国之时正值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一段时间内，中国舆论掀起一波“威尔逊热”。《东方杂志》充当了威尔逊及其思想的吹鼓手。1913年，该刊登载一篇《我为何而赞成威尔逊乎》的译文，称威尔逊总统为“美国伟人”，赞其“尊崇美国法律，常独居深心，抱乐观之主义”，说他任新泽西州州长时，“令闻所播，全国倾心”。(12)同年，《东方杂志》连载威尔逊的《新自由论》，极力渲染威尔逊新自由主义“政府者本属于人民，故各项政策，人民皆有权以断定之”的核心思想，强调其要义在于“还政于民，让人民参预政治”。(13)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曾购买威尔逊这一著作，认真研究。(14)1915年，《民权素》杂志在介绍威尔逊轶事时慨叹：“美国大总统威尔逊，近世列强元首中之卓著者，固为世界所共知，无待赘言。”(15)民初中国舆论中的威尔逊，已俨然一位“公正无私的伟大政治家”。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1918年11月2日在众议院演说中表示，中国要“以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为主张，亦即以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为主张”。(16)11月30日晚，北京学生举行提灯游行，不少人跑到美国大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17)对美国的仰慕，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