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20世纪跨文化语言的新词语与历史的再思考 四十多年前，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他的鸿文巨著《儒学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对中国现代词语和语言的变化进行了讨论。列文森认为，“语言的变化和词汇的丰富”是两个不同的过程，语言的变化是指外来文化颠覆了本土语言体系，导致文化的断裂，而词汇的丰富是指一种语言主体未发生变化，只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扩大了词库。他认为，自19世纪以来，在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中，中国带给西方社会的是词汇的丰富，而西方带给中国的是语言上的改变，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以及文化的断裂。①从这一角度，列文森认为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之间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因为共产主义带来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语言。“无论是共产党对某些传统成就的欣赏(如敦煌壁画或儒家经典的某些格言)，还是共产党对某些传统形式的利用，都不会使人产生中国共产主义式传统的这一误解。”②所以他认为，中国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源于“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早期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冲击”③。从一方面看，中国革命的确使用了一种几乎全新的西式语言和概念，似乎证明了列文森的观点。但是列文森这一论断的问题在于他是从表象上对文字有选择性地利用来研究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所带来的思想文化的变革，他的研究抓取了社会变动中表层流转的某些概念，仅仅从所选定的词语变动中来断言中国近代社会的文化断裂，而忽视了实践层面上中国革命与传统文化④的连续性以及传统概念转型的可能。然而，列文森的思路和论点却被当代中国思想史界接受，其仅仅依靠社会表层的词语，忽视社会实践的研究方法也成为目前中外学术界的主流。在这里，本文要换一个问法，即中国革命的实践究竟是割断了与传统的关系，还是接续了传统？或者说，中国革命的实践在什么层面上割断了与传统的关系，又在什么层面上延续了传统？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发问，中国革命的经验究竟在思想史、文化史的层面上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创造了什么样的新词语和新概念？中国语言和概念是否经历了现代转型？如果是，又是如何实现了本土词语的现代转化？20世纪是否存在着列文森所说的那种中国文化断裂？又或者这种断裂仅存于某些表层的文字语言上，但在社会实践层面上仍然存在着文化的延续与转型？或者两者同时存在？ 通过考察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革命政权处理婚姻纠纷的司法实践，本文试图追寻“自主”一词的演变过程，解释它如何在30年代到40年代的社会实践中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型，从与婚姻家庭相关的普通词汇逐渐演变为重要的政治和法律词汇，以致到1978年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⑤，并在1986年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⑥。90年代以来，这一词汇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如教育、科研、生产、外交等，成为21世纪的一个重要思想概念。本文以法律用词从“婚姻自由”变为“婚姻自主”为例，强调正是法律实践，尤其是婚姻改革的实践，成为这个词语演变的关键。本文同时还考察了与“自主”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词语“自由”，通过展示这两个词汇在词源和语义上的细微差别以及二者在20世纪中国社会实践中的不同命运，来验证列文森关于语言与词语转变造成中国文化断裂的论断是否合适。 二、迷失在语言中：20世纪对革命时代婚姻改革的研究 晚清以来西学的传入，的确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大量的外来词汇，尤其是很多词汇经由日本翻译传入，为汉字注入了新的含义。然而，20世纪中国社会涌现出的众多新词语主要反映的是沿海与城市地区社会在西方势力影响下的急剧变化。近代以来，在寻找政治话语和设计社会改革方案时，中国知识精英也从西方政治学与社会学理论中翻译和借用了大量的新词汇。因此，研究这些新词语及其传播就成为当代学者理解20世纪社会变革以及社会思潮变迁的重要方法。 但是，我们惯常利用新词语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并非没有问题，它未必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思潮。首先，因为所研究的词语大都是外来语，这种以外来词汇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存在着翻译的问题。刘禾的研究显示，翻译的词汇中往往暗藏文化的“霸权”，因为当中国人在翻译西方理论时，往往将外来语言作为“发源语言”(source language)，而将本土语言作为“标的语言”(target language)，于是语言背后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就产生了，因为“标的语言”作为衍生性语言必须服从“发源语言”的原始含义和准确性。刘禾指出，翻译者实际上把自己的母语作为后殖民主义式的“他者”而失去了本土语言的主体性，在语义上服从于外来的“发源语言”。所以，她建议翻译者应该用“主方语言”(host language)来界定中文母语，用“客方语言”(guest language)来界定西方语言，以强调本土语言的主体性。刘禾认为在赋予非西方文化主导权的过程中，应该理解新词语如何被合法化，以及帝国主义如何通过这种词语合法化来取得主导权。⑦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的研究首先考察了“自由”这一词汇如何经由翻译，以外来的含义取代了此一词汇的古典含义和结构，却又不能完全去除字根的古典性。因此，这个过程不仅有外来语合法化过程所带来的西方话语的主导，与此同时还有因翻译引起的概念混乱、实践中的冲突，以及这个新词语所反映的社会、阶级、文化、地域的鸿沟。而且，将这些外来名词付诸社会实践时，这个词语所反映的社会发展不平等都会表现为社会差别与冲突，例如沿海内陆的区域性差别，受过现代教育的社会精英与不识字的社会大众之间，以及现代化都市与“落后的”乡村之间的差别。 其次，对这些外来词语的研究往往忽视了不同文化语境中词语变化的问题。既有的研究方法往往将这些翻译过来的新词语完全等同于西方词语的本意，忽视了在其所指定中文词汇中实际上包含了中国文字深远的历史渊源以及深层的语言结构。关于这个问题，陈建华对“革命”(revolution)一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陈建华指出“革”和“命”在中文的语境中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性含义，“革命”一词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中是指用暴力手段推翻旧王朝，革故鼎新。但是在20世纪初，当“revolution”被翻译成“革命”，并从日本传回中国时，它所带来的现代含义是双重的：既有和平的革故鼎新，又有暴力推翻旧政权的内涵。陈建华认为在20世纪激进主义的推动下，随着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从城市转向乡村，其含义更多地恢复了传统，即暴力推翻旧政权。⑧同样，在以往对“自由”一词的考察中，既有的研究并未对其在语源学和语义学上与西方观念中的“liberty”/“freedom”的不同之处作出清晰的讨论，也未对其中文的“根”词义进行深入分析，更不用说完全忽视了对这一词汇在实践层面上所引起的歧义的研究，于是“自由”一词成为20世纪非常有争议性的词语。本文对“自由”与“自主”两词之间的微妙区别做出语言学的讨论，可以让我们理解20世纪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演变以及背后所表达的社会意义，同时可以进一步了解“自主”一词作为政治和法律词汇兴起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