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知识分子如何走向马列主义之路的问题，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史料也基本穷尽，似乎已无多大的再研究空间。不过，从思想史角度而言，依然有若干问题值得继续发掘：第一，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五四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之前的两大思潮，那么，这三大思潮之间的逻辑脉络究竟如何？它们在类型上究竟有何不同，以至于革命知识分子最终会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走向马列主义？第二，“主义”总是与一定的组织形态发生关联，五四时期的组织类型与什么样的“主义”类型有着对应的关系？第三，现有的研究大都将五四知识分子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统称，或者以马克思主义，或者以马列主义命名之，但我们都知道，到了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已经分裂，西欧(特别是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俄国的列宁主义泾渭分明，那么，创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什么阶段接受的是未分化的马克思主义，到什么时候最后认同了俄国的列宁主义？ 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在历史与逻辑同一的前提下，提出关于“主义”的两组前后递进的“理想类型”。第一组是“知识化主义”与“信仰化主义”的区分。在清末民初的“主义”热之中，这两种“主义”并非分化，但到了1919年问题与主义论战之后，“知识化主义”成为注重点滴改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科学方法论，而激进知识分子开始追求寻求可以“根本解决”中国危机的“信仰化主义”。第二组“理想类型”，在“信仰化主义”当中，又有“柔性化主义”与“刚性化主义”的不同。五四运动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各种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属于可以互相兼容的“柔性化主义”，因此在中共创建早期，不仅在信仰层面，而且在组织层面上，都是非常复杂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所接受的，其实是一种柔性化“复调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到了1920年底以后，才开始逐步认同“刚性化主义”，即“一元的列宁主义”。 按照上述“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结合具体的历史叙述，本文将勾勒从1919-1921这两年间，五四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如何一步步从“知识化主义”的点滴改造，走向寻求通盘解决的“信仰化主义”；随后从“柔性化”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走向“复调的马克思主义”，最后认同“刚性化”的“一元的列宁主义”的？在这一过程当中，五四知识分子内部是如何发生了三波的思想与组织的分化，首先是寻求点滴改良的温和知识分子与追求整体解决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分化，其次是相信兼容各种“主义”的知识分子与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分化，最后是“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元的列宁主义”者的分化。到第三波分化的完成，中共在信仰力和组织力两个层面自我定型，最后成为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政党。 一、问题与主义论战背后的两种“主义”之争 “主义”是一个从日本来的外来词，据王汎森的研究，最早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出现了“主义”，随后晚清的各种对新思潮的介绍都以“主义”名之，以至于“主义”满天飞，而梁启超更是制造“主义”的高手，凡是某种特定的主张、特定的方法或者具有某种特性，都缀以某种“主义”。①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主义”在近代中国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作为科学方法论的“知识化主义”，主要用来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社会的有效方法，它是一个工具箱，各种“主义”未必具有内在的价值，可以按照有效性的原则自由选择。第二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信仰化主义”，具有某种道德正当性和启示性的终极真理，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与团体共同的信仰。 在清末民初和新文化运动的早期，这两种形态的“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混沌一片，没有明确的分化，一般人所热衷谈论的“主义”，既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又与世界公理相联系，具有客观性和公共性，是值得追求和信仰的。傅斯年在五四前夕谈到了中国需要“主义”：“人总要有主义的，没主义，便东风来了西倒，西风来了东倒。”“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做一桩事，总要定个目的，有个达这目的的路径”。②一个是“目的”，另一个是“路径”，五四之前的“主义”，具有信仰和方法的双重性，由此可见一斑。 两种“主义”的分化，要到1919年，最重要的标志，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表面来看，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假如仔细阅读论战的文本，便会发现，其实质是两种“主义”的分化与决裂。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说：“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参考的情形”。③显然，胡适并不反对“主义”，只是在他看来，“主义”只是工具箱里的一套有效的科学方法，针对具体的问题，哪个有效就用哪个，并无价值高下之分，更没有唯一性和排他性。这就是胡适式的“主义”——实验主义。 但胡适的论敌们，对“主义”的理解显然不同。对社会主义颇有兴趣的蓝公武指出：“世间有许多极有力量的主义，在他发生的时候，即为一种理想，并不是什么具体方法，信仰这主义的，也只是信仰他的理想，并不考究他的实行方法。”④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蓝公武将“主义”与终极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特别强调“主义”是“信仰”的，而非“实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后，是两种“主义”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