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性转换：中德美学的关联域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在出于多重原因对外来文化倾注极大兴趣的过程中，对德国文化也可以说是青睐有加。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作品与学说在中国媒体中的出现，从本世纪以来也开始逐渐增加。以翻译的文学作品来说，五四时期，《新青年》(1915-1921)中还没有德国作品的出现，而在《小说月报》(1921-1925)中，翻译的德国作品已在35个国家的翻译作品总数中占居第5位，排在印度、俄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并列第3）以及日本等国之后（注：参见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一书第二章：“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形——中国接受者的期待视野(1915-192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66、81-83页。）（在1921年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还开辟了“德国文学研究专栏”）。《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的“翻译总目”统计结果则表明，五四以后8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共187部，其中德国24部，居第3位，排在法国之后（31部）。（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357-381页；另参见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26页。）而从对哲学、美学与其他非文学作品的介绍角度来说，德国作品与思想的被大量引入中国，就不是2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本世纪初，这种交流与输入已经露出端倪，（注：本世纪初年，中国知识人中较早而又较系统介绍德国思想的，当数梁启超，1902年4月他就在自己主办的《新民丛刊》第五号上发表了《哲学大家德儒康德》一文，介绍康德的学说和思想；同年10月，他在《新民丛刊》第十八号上又发表了《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对尼采的思想进行了分析与评介；1903年2月，又在该刊第二十五号发表《近世第一大哲》；其后，《教育世界》杂志从1904年起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德国文化和美学的文章，开了德国美学进入中国的先河。）最初的重要媒体则是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1901-1908)。 德国美学与审美思想的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与西学东渐的阶段性发展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无论是将西方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步骤概括为从坚船利炮到议会制度再到伦理道德的“三部曲”，还是将西方文化分为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将西方文化东来的大致顺序，描述为从生产工具、物化技术到价值观念、心理意识的逐步渗透，（注：参看龚书铎主编《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或者更进一步认为“对真善美认识与追求的逻辑，才是西学东渐的内在逻辑”（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4页。）。至少有一点是值得重视的，那就是，德国思想文化特别是美学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正是处在上述无论哪一种划分的最后一个层面之中。 无疑，对德国美学东渐的这种跨文化的思想史定位，当然并不是企图说明，中国知识界从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再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与批判中，德国文化的物质与制度层面的东西或者技术与操作层面的东西，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而是想再一次说明，德国美学思想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来，是与中国文化本身的深层变革，与中国人的价值系统和思想内核的变化相互呼应、相互发明的。暂时撇开抽象的分析，从事实出发，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其一，从时间对应关系来说，德国美学思想从本世纪初叶较为集中地进入中国的时间，与晚清西学东渐中“社会科学比重加大”的重要阶段正相吻合，如1902年至1904年，西文社会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的，占这一阶段所有翻译作品的61%，而《教育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期间集中发表了十余篇有关德国文化与美学的文章，这或许不是偶然的巧合。（注：西学东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熊月之将这个历史进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11-1842；第二阶段，1843-1860；第三阶段，1860-1900；第四阶段，1900-1911，参见《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7-15页。）德国美学从此始终是作为参照系与显在或潜在的对话者在中国语境中存在着的，它是中国20世纪思想、学术与精神文化发展的镜子之一；其二，就德国美学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范围来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如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思想的形成，到一大批不同知识背景的其他知识人的知识结构的改变，从宗白华、朱光潜等美学家的论述到林同济、陈铨、周辅成、程衡、唐君毅等人的观点，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学人涉及德国美学的文字尽管无法作全部统计，但是，可以说，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德国美学对中国知识人所进行的思想变革的触动，的确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其三，从中国知识界所关注的德国美学家的构成来说，康德、席勒等属于启蒙时代的人物，而叔本华、尼采等则属于现代或由现代向后现代过渡性的人物；歌德与上述诸人不同，是以创作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的；而格罗塞则是一个美学史家，关心艺术的起源问题……中国知识人的知识类型与价值取向发生现代性转变的同时，正是这些在德国历时性产生的不同思想元素，差不多共时性地发挥了作用。（注：关于德国美学东渐的历史事实，可参见拙作《德国美学东渐的历史分期及其媒介研究》，《北大中文研究》第一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