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有宗教，但宗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起主导作用，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信宗教，不像西方人那样有统一的“国教”。夏代不可考，殷人信鬼，宗教气氛较浓，但宗教的范围只限于政治圈里。那时已有上帝观念，但上帝并不直接和普通小民相接触，中间要经过王室祖先的灵魂（鬼）传达到上帝那里，所以祭天（上帝）与祭祖（鬼）是一致的。到了周代宗教观逐渐淡化，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礼治”，用世俗的即政治的方法治理国家臣民，而不用宗教方法，因此在周代的政治、道德教育中，宗教起不了什么作用。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除墨家信鬼，楚文化中鬼神观念较浓外，多数学派以及楚文化之外的广大文化圈，原始宗教观念已经被世俗生活消解了。到了东汉之后，新的宗教兴起，道教产生，佛教传入，明清以来又有摩尼教、基督教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但在中国，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少数人信仰。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从来就不是宗教的，而是道德的或人生哲学的，并且是通过艺术或审美来完成的。这就是儒家的“美善相乐”，道家的“美道合一”；中国的宗教，特别如禅宗，所追求的境界也不在彼岸和来世，而是幸福人生就在当下——即超越现实而又不离开现实。最后，现实的善，人生的真和宗教境界，都在美那里融和为一了。从这点看，“以美育代宗教”虽由近代人提出，但在儒道那里已蕴含了根苗。 一、“美善相乐” 儒家美学经常把美善密切联系在一起，要求艺术既尽美，又尽善，美善统一；要求审美既要满足个体的情感欲求，又要维护社会的秩序统一，个体与社会必须和谐起来。所以“礼乐相济”、“美善相乐”，便是儒家审美的中心话题。儒家认为，美与善作为精神境界是处在不同的层次上，美比善高尚或深刻而完备。善是道德的起点，是对人性的普遍要求，善而达到美的程度，乃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这种高尚的道德称之为“美德”，美德是带有理想成分的人格精神。荀子说：“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劝学》），既“全”又“粹”只能是一种理想。他在论述礼乐的功用时说：“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论》）在“美善相乐”的境界中，心志与行动，情感与理智，生理与心理，个体与社会都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乐”（lè）是一种审美属性，“善”而达到“乐”也就具有美的性质了，所以“美善相乐”不是“美”去俯就“善”，而是“善”去攀登“美”，唯有如此，也才能共有“乐”起来。孟子曾把人的精神境界区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逐步递升的层次，也是认为“美”高于“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也就是说，当人的精神达到“美”的境界时，其内容已包涵着善、信两个方面，但又不止是善、信，因此比起善、信来更加丰富、充实，所居层次自然也在善、信之上。美与善在孔子那里虽然已经有了区分，但是经常还是混沌不分的，而且即使有区分，美也不是独立于善、高于善的精神境界，而是一种外在的感性形式，大约等于今天所说的“形式美”，和当时的另一个概念“文”含义相近。它只有以善为内容，并与善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作为美学范畴的“美”，而这种范畴在孔子里那里尚未完全形成，所以他在说明这种高尚境界时，往往用既“尽善”又“尽美”或“文质彬彬”等命题来概括它。但是，他从教育角度出发，却视“乐”高于“礼”，把美育（艺术教育）放在道德教育之上。他认为人的启蒙教育和人格的最后完成，都是在美育或艺术教育那里。徐复观说：“礼乐并重，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孔子不仅在教育上把美育看成是高尚的，而且在整个人生态度上也是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理想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把“乐”放在“礼”之上绝非孔子一人，先秦两汉的儒家皆然。例如《乐记》云：“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白虎通》云：“乐以象天，礼以法地。”“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乐言作，礼言制，何？乐者阳也，阳倡始，故言作；礼者阴也，阴制度于阳，故言制。乐象阳，礼法阴也。”不仅如此，二者的来源也是不同的：“乐由中出，礼自外传。”（《乐记》）乐为源，礼是流，乐为创造，礼为模制。二者对人的作用更是大小不一样：一个内化，一个外齐；一个深刻，一个肤浅；一个积极，一个消极。刘向说：“故君子以礼正外，以乐正内。内须臾离乐则邪气生矣，外须臾离礼则慢行起矣。”（《说苑·修文》）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礼者，以人定之法，节制其身心，消极者也。乐者，以自然之美化感其性灵，积极者也。礼之德方而智，乐之德圆而神。”（《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精神境界，美比善更高尚、更纯粹、更完全；作为人生境界，美比善更充实、更丰富、更光辉灿烂；作为对人生世相的反映，善将世界抽象化、理性化，美将世界美化、理想化，使感性更生动、鲜活，并把理性溶于其中，使感性与理性处于和谐状态。因此要创造美、达到美要比达到善更难，要求更高。 如何才能达到由善到美、美善相乐的境界？在儒家看来主要是靠教育，即通过礼乐教化来实现。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用德育与美育及其二者的有机结合来完成。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美育与德育有统一性、一致性，但首先是它们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如人们经常所说的，一个是形象直观，一个是抽象说教），而且又是性质上、结构层次和价值标准上的差异。有差异就有矛盾，甚至形成对立。例如，美育是在有兴味的感性活动中激情导欲，以充分发展个体性为具体目标，德育是在理性说教和规范约束中限制情欲、剪裁个性，以达到培养普遍的社会性。前者的过程使人愉悦，感到“享受”，后者的过程需要“克己”，是在刻苦，因此前者是内在的、自由的、积极的，后者是外在的、消极的……很多人在论述美、善关系时，常常越过二者的矛盾与对立而大谈其一致与统一，因此在实践上也不可能充分发挥美育与德育各自的功能，进而达到把内在的感性与外在的规范、高尚的审美理想与一般的道德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离开不同的事物的矛盾性、对立性而去讲其一致与统一，只能是“同一”或“混同”，除了混淆视听外，是毫无意义的。美与善的不同表现在它们有不同的起点，处于不同的层次上，善比美的起点低，美善合一的境界要比“善”要高尚得多，因此要解决美善的矛盾，消除美善的对立，就要提高善使其达到美，而不是降低美去迁就善。所谓提高“善”，就是把外在的、带有强制性的“善”变成个体的内在要求，行善并非是因为对自己有利，而是为了“善”本身，为了“善”而爱“善”。这样“善”就超越了功利目的性，行善者无所为而为，而又处处合规律合目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也是荀子所说的“美善相乐”的高尚境界。在这种自由而高尚的境界中，个体与社会的矛盾、自由与必然的对立消解了，美善合一了。提高善的另一面的含义，就是给概念的说教的规范的“善”赋予具体的生动的美感形式，使善成为可以激发情趣的观赏对象。这样，它的外在形式，也同美没有区分了。在这里，感性与理性中和了，善脱却它原来的抽象形式，而作为一种成分或因素溶于美感形式之中，成为生命的有机体，也就是席勒所说的“活的形象”。不难说明，从善而达到美，就创作而言，难度更大了；就教育而言，更深刻了，更加自由、自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