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20)02-0102-06 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已经走过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史学在20世纪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到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有“史学五朵金花”之称的大讨论，再到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近代化道路”等问题的热烈讨论，经济史学在我国史坛上可谓独占鳌头。然而，自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出现衰落的迹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①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作为经济史学研究基础的理论与方法的滞后。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以来，我们的失误，多半是在教条主义上”；“对于外国通用的一些经济学方法，如投入产出法、经济计量学方法等，在我国都有一个先是否定、然后肯定的过程，而且都是在研究社会主义现实经济上应用以后，才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在方法论上，史学家是比较保守的”。② 当前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状况，大体呈现“三多三少”的学术倾向。一是研究成果多而基础理论创新相对少；二是有针对性或专门性的科研多而有深度的原创性综合研究少，不无“碎片化”之虞；三是紧跟热点、借鉴或模仿他人的研究思路、浅尝辄止的多，而甘坐冷板凳、经得起检验、有生命力的传世之作还较少。③诚如学者所言：“理论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方法是科学研究得以实现的手段。”④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索总结，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势必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失去不断发展的理论依据与强盛后劲。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学界的关注与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乃至人口学、人类学、比较文化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方法大量引进，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⑤国际经济史学所做的探索和所获得的经验，无疑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摒弃那种我行我素、自我封闭，全然不理会国外学术发展的不良倾向；同时也要防止食洋不化，盲目照搬和轻率套用国外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是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地之上的社会经济发展史。积极了解国际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动向，吸取其中的精华合理部分，充实我们自己的经济史学的研究内涵，探索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相结合的理论与方法，以推动中国经济史学不断向前发展，应是经济史学者努力的方向。 叶坦先生在《中国经济史学的演进与走向》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四个走向，其一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史进行量化分析，建立长时段数据库，以弥补传统研究连续性、可靠性数据之不足。该文认为：“这种利用定量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的精密化、深入化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史学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⑥在国际经济史学界，量化分析的方法主要有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两者的差异在于：“统计分析是从统计资料中做出指数、权数、增长率、速率等变动的量。……计量分析通常指建立模型，从方程中推导出来未知的量或率。但最常用的是回归方程和相关分析，实际仍属统计学。”⑦本文通过回顾一百余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统计分析与计量分析的应用和探索，思考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今后的走向。 一、定量分析应用的曲折历程 经济史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社会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作历史地考察和分析。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因而不能忽视数量关系和数量分析。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认为：“凡是可以应用一种历史理论的历史现象，在我们的心目中都可以看作具有这种统计学的特点。经济史上的大多数现象(不论考虑得多么广泛)确实具有这一特征；经济史上我们要探讨的那些问题大都涉及可以被认为具有这种特征的群体。”⑨经济史的研究内容，如户口、田地、租税、生产情况，以及财政收支等等，均须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加以量化，才能达到相对精确。20世纪初，提倡史学革命的梁启超先生，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出了《中国史上之人口统计》。⑩1922年11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史地学会演讲《历史统计学》，(11)倡导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他认为，历史统计学，严格地说，应该名为“史学上之统计的研究法”，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我们确信他是研究历史一种好方法”。这一主张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汤象龙先生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发刊词》中明确指出：“研究经济史需要的资料特别是注意关于量的方面”；“经济事实是具体的可以用量计的，如财富、生产、消费、户口、租税，都可以一定的单位与一定的数目表出。所以经济史所运用的资料必求精确的量的记载。”(12)在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统计学方法被广泛应用。学者评论说：“统计法的使用使经济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空论，开始注重材料的搜集和分析，从而提高了研究的精确度。”只是当时统计法的应用还十分粗陋，“对数量材料的可靠性、典型性未予充分的注意，以致以偏概全、盲信误用，得出荒唐的结论”。(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