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票号兴替与清末民初金融变革

       中国传统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钱庄、票号①和典当等。其中典当业出现最早，主要服务于传统生产和生活中融资需求，清中叶以后数量逐渐减少。钱庄继唐、宋时期的柜坊、钱铺等机构而生，至19世纪后活跃起来，业务职能覆盖货币兑换、存放款、汇兑、贴现等范围。票号产生最晚，约在1823年出现，是应商人埠际汇兑需求而开设的。在近代金融市场中，钱庄主要面对区域内小规模金融需求，票号则主营区域间较大规模的资金业务，两者在不同需求层面相互配合、共同构建了近代金融机构进入前的中国金融体系。

       清末民初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变革的背景下，钱庄迎来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而票号却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对于票号衰败的过程，传统上有“清亡而票号亡”的观点，洪葭管、黄鉴晖、孔祥毅等也多认为票号是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全军覆没，并将这种冲击主要归结为以下几方面。②

       一是信用风险导致的损失。票号贷放给商号、钱庄的款项中许多因贷款对象破产而无法偿还，成为呆坏账。时人对此曾描述道：“该外(存款)陆续归清，外该(放款)难指半数……整理数年，难复信用。”③

       二是市场风险导致的损失。当时各省官银钱局滥发纸币，票号为维持信誉只得尽力保证兑现，收入许多价值已经崩溃的纸币。到民国初年，这些纸币“每千两仅付四五百两”或“要兑换四五百两且不可得”，其中的损失皆由票号自行担负。④

       三是社会失序导致的损失。自辛亥革命爆发到恢复秩序期间，商业停滞、物价飞涨，许多钱庄倒闭，致使票号损失惨重。据记载，仅在成都等8个城市中，天成亨等12家票号被抢的现银就达1335896两。⑤“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一时遽难统一，各庄遂大受损伤。”⑥

       笔者认为，辛亥革命确实对票号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当时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基本都面临同样的环境，许多钱庄、银行也在兵乱冲击下破产倒闭，钱庄的倒闭率甚至更高于票号(如上海钱庄数量由1910年的91家锐减到1912年的28家)。⑦但在辛亥革命后的经济恢复期内，银行、钱庄快速恢复元气，进行重组或开设新机构，经营蒸蒸日上，票号却整体衰落，数量逐年下降(见表1)。

      

       可见，票号数量减少并最终走向衰亡是辛亥革命后逐步发生的历史过程，辛亥革命可以说是票号衰落的分水岭。票号衰败的重要表现是无新的资本进入，相反银行业却涌入了大量资本，这正是票号作为一种金融业态颓势尽显、为社会广为认知的反映。⑧1911-1913年，受辛亥革命直接冲击而倒闭的票号有5家，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有10家票号在稳定营业。显然，票号并非在辛亥革命发生时就直接走向历史终点，而是在此后逐渐瓦解的。⑨换言之，票号是在辛亥革命后本国银行快速成长的过程中，无力与新兴的银行竞争，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资金来源和市场空间，最终结束了其阶段性金融供给使命。因此，本文将由金融创新和业态发展角度出发，研究作为“旧金融业态”的票号与作为“新金融业态”的银行在清末民初特定政治经济背景下的竞争与替代关系，从而对票号衰落过程的实质予以理论性说明。

       一、银行、票号金融业态特征比较

       据笔者考察，“业态”一词源于日本。向山雅夫定义其为“具有相同经营方式和相同经营技术、方法的商业机构的集合”。⑩安士敏则指出其是“营业的状态”。(11)虽然学术界对“业态”的定义迄今尚未统一，但总体来说，一个特定的业态基本涵盖了商业经营方式与需要达成的经营目标，由在这两部分中具有一定共性的商业机构组成。金融作为商业的一种，金融机构的设立与运营也有其业态归属。具体而言，一种金融业态应包含以下几方面要素：一是业态的组织模式和经营模式，反映了资源的筹集和整合方式；二是业态的业务模式和管理模式，代表生产的组织方式；三是业态的职能定位和服务对象，由市场金融需求决定。因此，金融业态的呈现实际上是资源筹集、生产组合以及市场需求三部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层次上，金融供给侧所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本文使用“金融业态”这一概念对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与运营特征加以分辨，特别将票号与银行归于不同的金融业态进行说明，以考察金融创新在微观市场发生及推进的过程。

       (一)票号的业态特点

       票号以“日升昌”(1823年成立，1932年改组为钱庄)、“蔚泰厚”(1826年成立，1921年歇业)为代表，是主营埠际汇兑的金融组织。在晚清对外开放急剧扩大的背景下，近代化生产方式与企业模式逐步进入中国，在相对封闭、竞争强度不高的环境下产生的中国传统金融形式不能满足新兴金融需求的发展，票号的制度滞后性愈发凸显。

       首先，票号由独资或数姓合伙组建，资金来源受限，无法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充实资本，因而资本规模远远落后于银行。无限责任的合伙制设计也使极端状况下作为票号所有者的财东所承担的连带责任过大。

       其次，票号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东伙合作制”，给予经理人过多权力，却无法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监督、审查与责任追究，以致形成总经理集权的“内部人控制”。(12)另外，在票号经营中，东家与掌柜共享利润增长，却只有财东独力承担亏损，票号经营好坏全赖东家对经理人的选择。在社会经济形势不稳定、系统性风险多发时期，经理人倾向于眼前利益，将自身利益置于票号的整体经营安全之前，损害票号所有者和企业权益。

       再次，票号采取的信用放款模式无法适应清末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动性。当经济面临系统性风险时，票号由于缺乏抵押物而常常难以收回放款，甚至因此走向歇业或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