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走过了辉煌而又曲折的历程，取得了来之不易的丰硕成就。概括说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旧史学的交替，思想解放带来的拨乱反正和“五朵金花”向多样化实证的嬗变，还有21世纪伊始“融通古史”等一系列有益的新探索。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从理论层面予以总结和再认识，借此推进新时代中古史研究的繁荣发展。为此，笔者拟以“从‘五朵金花’到‘皇权’‘封建’之争”为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1949-1966年间“五朵金花”探讨的成绩与失误 1949-1966年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多半聚焦于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和汉民族形成等五大问题。所谓“五朵金花”，曾经是中国古代史刊发论文数量最多和议论最热烈的主流话题。尽管迄今“五朵金花”已被长期搁置冷落，甚至不乏“教条”“泛意识形态”及“假问题”之类的批评或质疑，但据王学典、陈峰、蒋海升、罗志田、张越等研究，①“五朵金花”的讨论，乃是20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旧史学的交替过程中特定或较难避免的现象，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此类宏观探索或努力，还是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们注意到，1949-1966年间“五朵金花”的讨论，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中国历史实际，“点出”并探讨了一系列“史学界大家都在思考”的“基本问题和宏观问题”。②其中，古史分期的讨论，能够打破王朝界限，注重经济因素的效能，“运用经济形态变动学说来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实际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以整体、宏观看待历史为特征的研究范式的全面实践”。③土地所有制的讨论，“注意到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国家重要的经济职能，抓住了中国历史的特点”。④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虽然有“简单比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痕迹”，可“还是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界对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区域经济史的研究”。⑤农民战争的讨论，尽管存在人为强调阶级分析和拔高农民战争作用以及某些看法上的严重偏差，但毕竟增添了新视角，深化了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因的理解与认识。⑥汉民族形成的讨论，表现出范文澜等史学前辈对“事关国家民族的原则性问题”的敏感与前瞻，进而为近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等热点理论探索，率先拓荒开路。⑦ 不可否认，“五朵金花”也存在较严重的理论缺陷或失误。譬如，机械地比附或照搬西方，议题简单化，排斥多元方法和观点，缺乏或排斥与断代实证的有机结合，致使实证性、基础性的断代史等研究遭到严重冲击而处于半停顿状态，等等。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古史多样性实证研究的迅猛发展 如果说1949-1966年间“五朵金花”是“基本问题和宏观问题”的理论探索有余而实证不足，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古史研究则大抵表现为多样性实证研究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对前者的一种“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迅猛发展主要表现为：走向多样化、以实证为主、重视考古新材料和国际交流趋于自觉。 第一，走向多样化。40多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推出的论文著作非常丰富，数量及质量不断提升，彻底扭转了1949-1966年间“五朵金花”一枝独秀的偏向，迎来了百花齐放和繁花似锦的局面。仅以清史研究的相关统计为例，40年间出版了17种以上的清朝通史著作，发表的论文也多达3.2万篇以上。⑧在研究领域与课题选择等方面，挣脱了简单化的桎梏，向多样化、多维度和多层面迈进。不仅在原有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领域内的探讨更为具体、专门和细致深入，而且进一步拓展为政治制度、军事、法律、民族、边疆、中外关系、产业经济、城乡经济、区域经济、财政、金融、思想、宗教、史学、艺术、历史地理等诸多子领域。尤其是社会史的重建与转热最为醒目，且在社会组织与结构、宗族、家庭、人口、婚姻、社会生活、秘密结社、社会问题、风俗信仰等方面均有一批较高质量的论著问世。还有生态环境史、灾害史、医疗卫生史、性别史等新兴研究的应运而生和异军突起。⑨ 第二，以实证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断代史和专门史的论著，大多是重证据，基本能够做到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纠正了之前以论带(代)史或理论与史料脱节的错误倾向。尽管依然部分存在“炒冷饭”等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现象，但多数论著(包括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已在征引史料，尤其重视第一手资料方面有了显著进步。由于时代比较久远和还原历史真实的困难性，郑天挺先生所强调“求真求新”及搜集史料“竭泽而渔”，严耕望先生所说的古代史研究中的“述证”和“辩证”两种功夫，⑩等等，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服膺和接受。这是一种崇尚科学与严谨治学的回归，也是我们取得丰硕成果的制胜“法宝”。 第三，重视运用考古等新材料。改革开放以来，甲骨文、金文已经成为商周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一批运用甲骨文、金文的商周史研究的精品力作相继问世。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等发掘整理与利用，则是战国秦汉魏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来源和研究前沿，由此还形成“简帛学”的国际性新兴学术分支。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利用，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跃居国际领先地位，进而成为世纪之交隋唐史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亮点。还有徽州文书、黑水城文书、满文老档、碑刻金石等的整理与利用，也在唐宋元明清史研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11)毋庸置疑，考古等新材料的发掘运用，为多样化实证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杠杆和新的文献保障，也显著提高了中古史研究的质量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