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和方东美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他们出生在风景秀丽的安徽桐城，年岁相仿，幼时受过严格的旧式私塾教育，后又同在桐城中学就读。并先后留洋学有所成。可以说，他们都深谙中西方文化的精要，对新旧学之间，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体察甚微，皆力图重振日渐衰弊的传统文化以使之走向现代化。然而，深究起来，由于俩人受西方大哲影响的流派不同，是，是以传统思维方法整合外来文化，还是以西方思维方式融合传统文化，这在俩位大师的治学趣味和选择侧重点方面尚有很大距离。结果，方东美几乎以东方文化为本位来吸取外来文化的养份。朱光潜则几乎不允许思维过程中概念的不清晰存在，讨论任何问题当以清楚明白的概念分析为前提。俩人的这种差异在悲剧理论的说明上表现的至为突出，从而在对艺术和道德的关系上也观点迥异。 本文从悲剧观的比较角度看看俩人对艺术和道德关系的不同观点。实在因为这个“切入点”足以透视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困惑及其二十一世纪可能选择的道路。 一、朱方俩先生都盛赞尼采， 主张将艺术和人生联系起来，并视艺术为超脱现实苦难的真谛。 朱光潜常言人生要艺术化。在晚年反思自己美学心路历程时称：在人生观方面，我实在为尼采的唯心主义信徒。具体地说，就是尼采《悲剧的诞生》里“使酒神原始的苦难融入到日神灿烂的光辉之中。”让原本凄惨痛苦的人生世象转化为艺术的关照，并在艺术“点化”下得以升华。 方东美先生也屡屡说“乾坤一戏场，生命一悲剧！平生最服膺此两句名言，故立论持说时常以此为譬喻。”（《方东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第234页） 应该说，朱方俩先生都非常重视尼采，同时对悲剧的艺术功能皆放在对人生以及人生观点的基础加以剖析。可见，朱方俩先生的悲剧理论从大处讲是立在中国传统伦理为本位的立场上的，然从细处着眼则泾渭分明。 朱光潜承认现实人生的凄苦和悲壮，并通过艺术的“点化”作用使“酒神的苦难被转变成一种幸福”。更进一步说，朱光潜不仅看到悲剧的喜感和真实契机在于艺术的作用，同时他还看到这种艺术升华能“把我们提升到生命力的更高水平上。”（《悲剧心理学》中英文合本，安徽教育出版社第268页）只不过朱先生没有象方东美继续走下去，将“生命”视为“形而上”的本体。朱光潜没有使生命本体“形而上学”化，这和他美学体系反“形而上学”特征是相关的。朱光潜更为注意的是“酒神”和“日神”的和解性，这也是他面对苦难人生以求人生实现价值中产生的“出世”和“入世”之间的矛盾和解的理想道路。所以，朱先生比较喜欢讲“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方东美也说艺术的精义全在于使人类的精神得到一种“超升之道”、“解脱之道”。人的痛苦原因在于“痛苦为生命的根身”。（《方东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51页）。所以，方东美也告别推崇尼采， 他认为悲剧智慧有“四义”，尼采的悲剧智慧为“最上乘”。具体说：一义为希腊人察觉宇宙一切，甚而至于生存本身，处处充满狂大患，令人震惊；二义为希腊人对于人生痛苦非但不存临危苟免的侥幸心理，反倒挺起心胸，怡然忍受，希望以痛苦来支持生命，庶可取消痛苦，获得光荣的胜利；三义为宇宙翻成幻美的境界，生机争集妙趣的灵台；四义为尼采的“雄奇壮烈的诗情。—“酒神精神”和“锦绚明媚的画意”—“日神精神”，两者“融合贯通，神化入妙”。便是希腊悲剧智慧的“最上”。（《方东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57 页）方东美还说：“因为在人生幸福的结局是以深透回远的痛苦润饰而成之美型，我们如欲领略它的韵味，须将实际生活中所经历的酸辛苦楚都点化了，饰之以幻美，始能超越艰难，陶熔乐趣，以显耀人生的胜利。”（同上，第235页） 总之，“艺术反映人生”这一命题为朱光潜、方东美所共识。但对“艺术是人生的解脱”这一命题在朱方俩师尚还存有微妙的差异。这种差异都是通过区别尼采和叔本华悲剧理论展开论述的。 朱光潜认为，尼采和叔本华悲剧理论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艺术反映人生，即具体形象表现内心不可捉摸的感情和情绪。二是艺术是对人生的逃避，即对形象的观照使我们忘记伴随着我们的感情和情绪的痛苦。由此可知，朱先生注意“从形象得解脱”这一观点，并未指出叔本华和尼采在此观点上有无根本的区别。至于，尼采和叔本华的真正差别，似乎朱先生以为叔本华过于注意人生悲苦的一面；尼采则看到了悲苦的另一面是光明的。朱光潜认为，尼采强调个人意志的变化，在不断毁灭中引向再生。反过来讲，叔本华则是要人们为观照表象而否定意志。这样说来，朱光潜肯定了尼采说证式的肯定“意志”；而不是消解和否定“意志”的做法。同时，朱光潜也指出尼采和叔本华在道德和艺术的关系上处理方式是一不样的。尼采是拒绝采取道德家立场观察人生境象的。于是，尼采要用审美解释来代替对人世的道德说明。这就是说，朱光潜通过这一差异发现尼采和叔本华的根本不同。尼采的消解“意志”不是否定人的意志，而是在“日神”和酒神”矛盾中加以肯定“日神”融合“酒神”原始苦难于光辉之中。 方东美也看到了尼采和叔本华的悲剧观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方东美认为：尼采、叔本华悲剧观恰恰是古代希腊悲剧精神和近代欧洲悲剧精神的“分水岭”。简言之，古代悲剧是所谓“从心所欲”。近代欧洲悲剧是“不能从心所欲”。为何不能从心所欲呢？以叔本华悲剧理论存在的矛盾就可以看出：一方面，他主张生命欲之确立可以统摄宇宙万象；另一方面，他又断言欲之灭绝乃是人类脱离苦海的“禅门”。这种矛盾深刻地表现了近代欧洲思想的处在“不能从心所欲”的岔道口上。然而，尼采的悲剧思想就没有陷于这种矛盾之中。方东美借尼采的话说：“我们已在艺术神品的韵味中取得无上的尊严—只有把人生与世界看作一种美妙的现象，才能参万岁而成一纯。”（F·Nietzsche:The Birth of Tragedy.§5）方东美是很欣赏这种态度的，其原因大概是它和中国的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有某种异曲同功的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