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B83 中国传统美学作为一种人生美学，最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意义、价值及理想境界的追寻等问题。而人生诸重要问题之中，最为首要的，于人最为关切、最有切肤之痛的，乃在于人的生死问题。“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注：《晋书·王羲之传》。）面对兰亭的春日丽景，旷代书圣王羲之所发出的却是这样摧人肝胆的悲鸣，传达出人类古今共同的心声。即或如桓温辈一介武夫，面对苍翠林木，亦发出“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注：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这样痛楚悲凉的喟叹。这绝非偶然，因为对于每一个感性生存的个体，死的面临从来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大问题。用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的话来讲，死是人的“最本己的，无关涉的，不可超过而又确实的可能性”，“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15页。%＞。 正因如此，中国传统美学也便于生死反思之中，展示出美学智慧之光，并突出体现了重“生”的生命美学特征。而中国美学这一特征的形成与发展，又是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哲学智慧有着深密的关联。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哲学中重“生”的基本精神，才孕育出中国传统美学独特的生命美学意识与特征。 一、重“生”的文化与哲学 人类大概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终将一死的生命存在。萨根曾指出：“伴随着前额进化而产生的预知术的最原始结论之一就是意识到死亡”（注：卡尔·萨根《伊甸园的飞龙》，中译本1980年版，第73页。）。因此，从本质上讲，一切具有真正意义的文化都是崇尚生命的文化。我们认为，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中的重生精神，不在于一般性的崇尚生命，而在于这种重“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中有其特殊的内涵，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与哲学的独特倾向与显著特征。 中国古代有着广泛的生殖崇拜，由此而衍化生成的生殖崇拜文化不仅十分发达，广播于中国远古文化的各个层面，而且其孓遗至今尚存。中国古代从八卦的起源到半坡的鱼纹，从日中的阳乌到月里的蟾蜍，从铜鼓到舟船，从“社”的祭祀到“龙”的崇拜……其深层的文化内涵与原始意味，无一不或显或隐积蕴着生殖崇拜文化的丰富内容。丰富的生殖崇拜文化与中国人对死亡的文化认知密切相关。 从字源学角度看，“生”“死”两个汉字产生得很早。许慎《说文解字》说：“死，澌也。人所离也。”段玉裁注云：“《方言》‘澌，索也，尽也。’是澌为凡尽之称。人尽曰死。形体与魂魄相离。”（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但汉字初文却非许慎所说之义。“死”字在甲金文中习见，其构形，罗振玉认为是：“象人跽形，生人拜于朽骨之旁，死之谊昭然矣。”（注：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1914年版，第53页。）而金文中最常见的吉语就是“眉寿无疆”，表达了渴望长寿的意愿。 基督教文化的重生体现于将永生的希望寄托于天国。印度佛教同样也将人生幸福与永生寄托于来世或西方极乐世界。而中国文化的重生，则是重视、肯定现世的生存，现世的生活与现世的幸福。 中国文化的重现世生存的精神，鲜明地体现于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方面。首先是祖先崇拜。“祖宗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具有绝对性、终极性、至上性的存在。存在于迄今为止所有中国人记忆、情感、意识与潜意识中的祖宗神，应当就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与至上的心理依托。中国人不信仰上帝，而信赖那与自己具有血脉族亲关系的祖先。”（注：李向平《祖宗的神灵·前言》，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人祖先崇拜文化的发达，不仅被国内学者们所反复论述，而且也引起国外不少学者的关注。卡西尔指出：“中国是标准的祖先崇拜的国家，在那里我们可以研究祖先崇拜的一切基本特征和一切特殊含义。”（注：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泽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 而中国人祖先崇拜又是从原始生殖崇拜特别是男性生殖器崇拜演化而来，这从“祖”字初文和考古发掘的陶祖、石祖等器物均可得到证明。 而与祖先崇拜相关的中国文化另一重生特征便是祭祀的发达。祭祖成为上至国君，下至庶民的头等大事。而“祖”“宗”二字，本来就是古人祭祖的名称，所谓“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礼记·祭法》） 而将生殖崇拜与祖先崇拜转化为“孝”的思想，则是中国文化重生精神最集中、最强烈、最深远、最显明的反映与体现。周代金文中大量出现：“显孝于申（神）”（《克鼎》）一类的铭文，表示对祖神的崇拜也就是“孝”的体现，然后再扩展到族类血亲身上，“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诗经·大雅·既醉》）。 中国重生的文化，遂开辟出重生的精神世界与价值世界。哲学、美学莫不如此，道家、儒家概莫能外。 二、“美”的追寻与“生”的意味 对于汉字“美”的语义探源、字形结构分析，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透视到中国文化重生精神及其对中国生命美学的影响。 汉字中“美”的含义，许慎《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美与善同意。”一些学者认为这代表汉代人的观念。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未经深察的看法。“美，甘也”所体现的观念，乃是中国美学深受饮食文化熏陶的反映，其观念至少可溯源于殷商；而“美与善同意”的思想也至少可上溯至殷商，且两者均与商代祖先崇拜和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殷人祭祖，繁复而隆重，在甲骨卜辞中留下叹为观止的记录。＜ % 参阅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 科学出版社， 1956年版。）而羊为主要祭品之一，殷人有专门供祭祀用的特殊饲养的牛羊，“凡属较为隆重之祀典，则须用特殊饲养之牛羊，否则的话，甚至宁愿取消祀典”。（注：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页。）肥羊是祭祀的重要祭品，古人将羊视为吉祥之物，有重要的神圣意义。因此，“羊大为美”说虽是汉人明确提出，但其思想孕育与形成，却渊源有自，十分古老。而祭祀也好，主给膳也罢，均与中国重生的文化观念有密切关联。（注：参皮朝纲《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中的“羊大为美”思想》，《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