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不是以某种绝对的“神圣”超越者作为它的价值源头与绝对尺度，而是以此岸的天道与心性作为它的价值依据与标准，中国文化的优点与缺欠尽显于这一总体倾向上。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实用理性”、“内在超越性”等等，也恰恰显露出这一缺少彼岸、超验世界、价值维度所导致的文化特征。或者说，正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总体特征，从而在价值取向上体现为内在超越，在天人关系上体现为天人合一，在生死问题上体现为重现世生存，在思维特征上体现为实用理性。那么，中国文化的这一总体特征，在现世生存维度上所体现出的独特精神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便是忧乐圆融的审美生存境界。 一、忧与乐的哲学文化内涵 文学艺术是审美精神的集中凝聚与具体体现。如果我们历览中国古典诗歌，将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充满着一种忧生之思。从家国破败，仕途坎坷，到登临感逝，思乡怀忧……不仅体现于社会动荡、生命无常的汉魏六朝诗歌，如刘勰所谓“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而且也体现于封建社会的盛世大唐。李白《将进酒》中吟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种悲凉的忧生意绪，绵绵无绝。它所体现出的传统美学的某种基本精神特征，无疑有着深层的文化基因，有着传统文化心理的内在依据，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注：“忧患意识”这一概念由徐复观于《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提出，牟宗三于《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中加以发挥。但不仅缺乏对忧患意识在中国文化中具体体现的研究，而且仅限于儒家，与我们的理解差异很大。故我们采用这一流行概念时作了新的解释。） 中华民族是忧患意识极为强烈的民族，周代的铭文中便有鲜明的反映，如：《鉴铭》：“见尔前，虑而后。”《镜铭》：“以镜自照者见形容，以人自照者见吉凶。”《觞铭》：“乐极则悲，沉湎致非，社稷为危。”（注：均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文》卷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与这种忧患意识相一致，在《易经》爻辞中有更鲜明的反映。《易经》中断占辞常用的有：利、吉、厉、悔、咎、凶等。其中判为福祥或无灾患的卦爻辞约占二分之一以上，其余辞条或提示艰难困厄，或提示危险，或警告，或径直断为事有恶果。即使在断占为福祥吉利的条目中，亦有祸福并见的警戒。如《既济》卦辞：“小利贞，初吉终乱。”《讼》卦辞：“有孚，窒惕，中吉，终凶。”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到了《周易·系辞传》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强烈的忧患意识，也存在于众多思想家的著作中。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庄子则云：“人之生也，与生俱忧。”（《庄子·秋水》）这种人生的忧患之思，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在先秦即已成为一种民族的群体意识，在汉晋则进一步得到了强化。而这样一种普遍而强烈的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民族群体意识，也必然会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深存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并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继《周易·系辞传》作者的“忧患著书”说之后，司马迁又提出影响深远的“发愤著书”说：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司马迁的这一理论影响深远，中国传统美学发展过程中，可谓历代都有类似的观点。到了清代，刘鹗《老残游记·自序》中这样总结指出：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司马迁、刘鹗等人的观点是深刻的。正是这种感时伤事的生命的忧患与痛苦，往往成就了伟大的艺术心灵，创造出不朽的艺术杰作。尼采曾说：“只有大痛苦才是心灵的解放者。”（注：尼采《快乐的知识·序》，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人们常常由极度的痛苦而走向大彻大悟。痛苦是一种神圣的力量，个性在痛苦中向深处发展而走向成熟。雪莱认为，“我们往往选择悲秋、恐惧、痛苦、失望来表达我们之接近于至善。”（注：雪莱《为诗辩护》，见《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而李博说：“忧郁，甚至深沉的痛苦，曾使诗人、音乐家、画家、雕刻家产生最美好的灵感。”（注：《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7页）而既受西方美学理论影响，又有深厚中国传统美学承继的王国维在其名著《人间词话》中指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尼采谓‘一切文字，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注：王国维《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198页）鲁迅先生批评一些学者不能理解诗人的一种最重要的特质，他说：“他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全人间世，而又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注：鲁迅《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二心集·序》）又讲：“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注：鲁迅《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二心集·序》）也同样道出了忧患意识孕育下的审美心灵恰恰是创造出优秀艺术的前提这样一种理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