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与吐蕃关系密切，学界多有探讨①，从研究成果的内容看，学界就党项与吐蕃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吐蕃与党项西夏的战争，二是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三是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党项与吐蕃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且都有较为深入和详细地梳理，但是还有可探讨的空间。如：已有研究成果多注重对两个民族间战争的叙述，而对这一阶段两个民族互动所产生的影响探讨不足；未从长时段探讨党项与吐蕃关系发展的脉络及体现出的阶段性特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从民族交往引发民族格局变化、民族文化交融的视角对这一时期党项与吐蕃关系的脉络进行整体梳理，展现民族互动及其影响，归纳其阶段性特点，客观反映党项与吐蕃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作用。 党项与吐蕃有较深的渊源关系，史籍中关于党项、吐蕃的族源、早期居住地及风俗的记载反映了两个民族交融的历史。关于吐蕃的族源有诸多版本，其中就有来自西羌说，依据的是《新唐书》中记载“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1]6071。西夏文《文海》记有“羌藏”，解释为“此者戎羌也，番也，藏人之谓也”[2]463。党项是由我国西北地区的西羌各部发展而来。隋唐时期，党项居住的地域逐渐扩展到今青海河曲到四川松潘一带的草原山岭中，其界东、西、南、北分别与松州(今四川松潘)、叶护、春桑、迷桑诸羌、吐谷浑等相接，亘三千里[3]5290。藏文文献称西夏为Mi-nyag，即弥药氏，与藏族传说中的先民董氏有渊源关系。《宋史》也载，“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4]9129，西夏语同藏语之间也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虽然吐蕃本西羌属在学界存有争议，但从吐蕃与党项的居地、习俗、语言等看，吐蕃与党项之间的交融一定是存在的，部分吐蕃人曾与党项人共同居住于甘、青、四川交界地带。如今，这些地区依然是藏族、羌族混居的地带。7-14世纪，党项与吐蕃的关系尤为突显，在中国民族史及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与这一时段中国历史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唐、五代、宋、元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党项与吐蕃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迁徙交错、战争、和亲、交融。 一、吐蕃的崛起、党项迁移及其影响 (一)吐蕃崛起，党项内迁 7世纪，吐蕃王朝崛起于青藏高原。为了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吐蕃不断东下扩张，并与唐朝展开了争夺丝路及西域的斗争，处在吐蕃与唐之间的党项、吐谷浑等族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63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向唐朝遣使进贡、请婚前后，曾先后用兵于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党项、吐谷浑、白兰诸部及松州一带。松赞干布去世后，噶氏家族专权，致力于军事扩张。都松芒布结在位时，“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嶲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5]6392。8世纪，唐朝与吐蕃在河西陇右青海一带的争夺更加激烈，吐蕃一度攻占唐都长安。吐蕃崛起对居于唐与吐蕃之间的党项、吐谷浑等民族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党项正是在唐与吐蕃争夺丝路、西域失败的大背景下被迫内迁的。当然，这也离不开唐朝政策上的招抚。党项的第一次内迁大致在咸亨元年(670)左右，党项不堪忍受吐蕃的侵扰，向唐王朝请求内徙。唐朝答应了党项族的请求，允许他们由原居地松州迁往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第二次内迁是唐广德二年(764)，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日衰，吐蕃乘唐朝西北边防空虚之际攻占河西、陇右一带，党项诸部在吐蕃的诱逼下，常联合侵扰唐朝。唐朝大将郭子仪认为如此长久下去，会酿成更大的边患，便上书朝廷请求将静边州、夏州等地的六府党项迁往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的沙漠地带居住。 (二)民族互动产生的影响 吐蕃的崛起扩张、党项的内迁给党项本身的发展带来新契机，改变了当时中国西北的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对当时中国西北政局产生了影响，对东西交通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产生了巨大影响。 1.党项获得发展的新契机 内迁使党项生存的地理、政治、人文生态环境发生改变，新环境蕴含着新契机。内迁前，党项居住的地域逐渐扩展到今青海河曲到四川松潘一带的草原山岭的高寒地带，“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气候恶劣、干燥。党项逐水草迁徙，无文字，无方职，过着不懂农耕、不种庄稼的原始游牧生活。内迁后，党项到气候温和的农牧交错地带，虽然内迁后的居地多有荒隙、沙碛，但也有绿洲相间，盐、夏、银、麟州同为鄂尔多斯沙漠边缘地区的绿洲。《宋史》载，银、夏、绥、宥、盐所在的横山一带“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4]10747。盐州境内有四池：乌池、白池、细项池、瓦窑池，盐业成为党项赖以生存之资。盐州也是这一带的交通要地，其与灵州、夏州、银州、环州、庆州都有交通往来。宥州则以产青盐为主。夏州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汉代开边，多徙关中贫民、犯法者到这一带。宋初，夏州是北宋连接西域、北方的国际性贸易城市。党项占领夏州后，虽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夏州与北宋的联系，但对党项而言，却以夏州为基点，形成了新的国际交通道路。银州的真乡县、开光县与夏州的宁朔县一样，都是分布在鄂尔多斯沙漠与陕北盆地农耕区接壤地带上的绿洲。[6]87宋人称西夏人将银州的葭芦、米脂一带称为“歇头仓”、“真珠山”、“七宝山”，当地盛产禾粟，而“国中所资多出于此也”[7]8264-8265。唐玄宗时，政府为了加强对党项的统治，巩固边防，“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鼓励党项族人民定居，从事农牧业生产。在唐朝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党项人逐渐开始学习农耕技术，有部分党项人已逐渐开始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活动。宁夏境内的灵、兴一带更是水草丰茂，宜于耕作，为党项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党项能迁徙到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下致力于农耕、畜牧，这对于党项族而言，是一个较大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党项内徙后，向西拓展到达的河套一带是农业发达、水草肥美、易于畜牧的地区。汉族人民曾经长期在这里生产、生活并创造了先进的封建文明。党项人民在这里定居下来，对于促进他们吸收封建文明，发展生产都是极为有利的。 内迁后党项的社会组织也发生了转化，同一个地区、不同族姓的部落有了联合的趋势，形成以地域为名的部落集团，具有影响力的有东山部、平夏部、六府部。在新的环境下，党项所处地区的人文、政治环境也有别于以前的高原地带。党项所占据的灵州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守西陲要害，这里华风甚浓，尚礼好学。凉州是河西陇右一带首屈一指的好地方，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也是历史上各族人民生养蕃息的宝地，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内迁后，党项在政治上和唐朝保持紧密关系，对唐朝基本上做到了“有征必至，无役不从”，唯朝廷马首是瞻，受唐朝羁縻庇护、封赐、政治文化的浸润，熟悉中原政治文化、统治模式。夏州割据政权时就已“曲延儒士，潜设官邸，全异羌风……”“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到李元昊时，他在糅合本民族旧俗与中原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西夏职官制。这是夏州割据政权成长的需求，也是中原政治文明影响的结果。党项内迁后，相对优渥的地理、政治、文化生态环境更有利于党项的发展壮大，体现了“在文化史中延续变迁的并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是一个在核心与边缘族群关系下的文化展演、夸耀与模仿的过程”[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