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来推崇含蓄，魏晋之后，人们把含蓄作为至高的审美要求。中国人对含蓄的追求与民族偏于内向的性格特点和共同的审美心理习惯有关。但是，含蓄并非我们民族所特有，作为性格比较外向的西方民族并非不讲含蓄。西方文学艺术不乏含蓄的优秀作品，西方人的言语交际使用含蓄方式也不鲜见。西方美学虽无“含蓄”这一概念，但许多美学家、艺术家事实上是在推崇含蓄。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艺术的显现却有这样一个优点：艺术的显现通过它本身而指引到它本身以外（译者朱光潜注：“即意在言外”），指引到它所要表现的某种心灵的东西。”恩格斯认为：“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海明威提出过所谓“冰山原则”，他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威严壮观，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而作家所依靠的是“水面下的八分之七，这并不是要求作家把这八分之七和盘托出，相反，应该把它藏在水里，以加强八分之一的基础”。至于西方象征主义诗人特别是意象派诗人则更是倡导象征、暗示与意象，反对明说和直陈。 含蓄之所以受到中外美学家、艺术家的推崇和追求，并广泛地运用于中外文艺创作和口语交际之中，主要是因为含蓄有着深厚而坚实的生成基础。 一、含蓄的哲学基础 含蓄的哲学基础是言与意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关系。含蓄的生成体现了言与意既矛盾又统一的特点。 言与意是矛盾的，有差别的。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提出了“言不尽意”论，这是关于言意矛盾的哲学论说。《周易·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庄子·天道》说：“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秋水》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把“道”作为万物的精神本体，“意”则是对“道”的领悟，他反复强调“意”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庄子认为语言只能表达事物粗糙的表面的东西，而事物中那种最深奥的妙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受玄学“言意之辩”的影响，“言不尽意”论广泛渗入了文学领域。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文学创作中言与意的关系。他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所谓“意不称物”，是说主观的意念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文不逮意”，是说言辞不能完全表达心理感受。刘勰继承了陆机的观点，在《文心雕龙》里深入阐述了创作活动中言与意的相乖关系，他在《神思篇》说：“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刘勰指出作家构思下笔之时，气盛情溢，但成篇之后，同开始想的已经打了个对折。这是因为文思凭空想象，奇想变幻，语言只是着迹之物，难于生巧。言和意既有吻合的时候，也有乖离的时候。至于那些细微的意绪，曲折的情致，就更难用语言来表现了。由于“言不尽意”论引入了文学领域，其“意”不仅包括抽象思维中的思想概念，更多的是指情感，印象、想象等形象思维和心理活动，这些东西很难用语言完全地表达出来。 中国古代的“言不尽意”论，指出了言与意之间的联系和差别，指出了语言表达功能存在的局限性，反映了言与意的矛盾关系。对言与意的矛盾，我们可以用现代哲学和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来说明。 列宁在《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摘引了黑格尔的一段话说：“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黑格尔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言与意之间存在着一般与特殊的矛盾。对此列宁指出：“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6、303页。）由于语言经过概括，它所表达的往往是事物和现象的一般性特征。语言虽然也能指称相应或相关的事物和现象，但对于事物和现象的具体形貌状态，以及事物和现象内部的精微幽深的道理，语言难以准确无误去描绘和表述。对于人类那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和细微的心理感受，难以甚至不能用语言来限定或解释。尤其是那些飘忽不定的想象、朦胧模糊的印象，稍纵即逝的非理性感觉，不论艺术家们用什么生动的词语也无法直接表现出来。所以高尔基说：“有些感觉和思想是语言所不能捉摸和表现的。”（注：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2月第1版，第189页。） 美国著名美学家苏·朗格说：那些只能粗略标示出某种情感的字眼，如“欢乐”、“悲伤”、“恐惧”等等，很少能够把人们的亲身感受到的生动经验传达出来。“主观世界呈现出来的无数形式以及那无限多变的感性生活，都是无法用语言符号加以描写或论述的。”（注：苏·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法国阐释学权威伽达默说：“语言无论如何都不够准确，需要再推敲，而且必然地总不能充分地表情达意。”（注：引自张隆溪《诗无达诂》，《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语言表情达意存在这些局限性，不仅艺术家们深有体会，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给以这样的证明：当思维借助于语言推进的时候，这语言是无声的，它的结构形式是片断的，跳跃的，往往缺乏规范性、明确性，有的语言符号只能为自己所理解，而不一定为别人所接受。而一旦将这无声语言变成有声的别人也能理解的语言，就须经过一番整理和加工。这时可能会遇到“应于心，口不能言”的困难。这种情况正如美国著名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即使那些经验丰富的人，当让他们把自己思维脑海中进行的活动描述出来时，也感到无能为力。”（注：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