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作为创作主体表达现实世界的一种创作方法，是创作主体按照现实生活的具体状貌及其本来特征，通过形象的真实描写揭示生活内在特征的一种创作方法。古今中外的现实主义，虽然在总的原则上相同或相近，但由于不同地域、国家、或历史阶段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运用不同，使得现实主义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它的不同的内涵。 现实主义的概念自“五四”从西方进入中国以来，它如同忠实的情人，伴随着中国文学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在不同的历程中，它虽然以不同的风貌出现，然而我们还是能在各种文学思潮中和文学理论里遇到它。并且还为此不断地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激烈的论争。乃至当下在经济转型之际的各种思想观念交汇中，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坛上，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仍然是最引人瞩目的一波。 为什么现实主义能在中国文坛上处于如此特殊的位置，而且始终成为文学理论界争论的焦点，这正说明了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实用性”和“投和性”。因为现实主义所负载的内容适用于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需要；这种“投合性”又恰好切合了中国文人所特有的儒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的传统的审美心态。所以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坛上，现实主义已形成一种惯性审美的方式。如果说“五四”、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是“革命”选择了现实主义，那么文革前的文学是“政治”选择了现实主义。而文革后的“伤痕”反思文学是“人性道德”选择了现实主义。进入8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虽然被西方各种思潮的“新鲜”感所代替而暂时失宠。然而到了90年代现实主义又以多种表现方式，再一次在文坛上显示出它强劲的生命力。 一 “五四”时期中国从西方引进了各种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但真正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倾向的仍然是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直而现实的文学指向，正切合了当时的“五四”社会批判的需要。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鲁迅为代表的创作者们，广泛地使用现实主义这一最直接的表达现实的形式。在那个时期的主要作品除了最有代表性的鲁迅《狂人日记》以外，还有叶绍钧、郁达夫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以及冰心、欧阳予倩等人的剧作。他们在作品中，通过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讴歌；对农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的主人翁的描写，以新的思想内涵和新的表现手法来批判封建制度，启蒙民众心智。 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君主专制，然而人们的思想仍还处在混沌愚昧的封建制度的状态之下。“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却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机。从而表现出中国文坛上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注：陈独秀：《新青年》，1917年《文学革命论》。）“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注：陈独秀：《新青年》，1917年《文学革命论》。） “ 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注：陈独秀：《新青年》，1917年《文学革命论》。）以此形成了中国式的批判现实主义。而且由此形成的“五四”文学主潮几乎又贯串着整个三十年新文学的始终，使得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在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趋向性和专注性。 随着马克思主义自“五四”在中国的传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成为当时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基本依据。所以，作家面对现实，用“现实主义”这一形式来反映现实是无产阶级文人们当时根本的一个创作原则。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与阶级性的理论也被介绍到中国。例如1934年9 月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定义作了如下表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成为当时左翼文坛开展文艺论战中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武器。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虽然出现了一些像茅盾《子夜》那样的现实主义艺术品味很高的作品。然而就整体来看，当时文坛上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与其说是作为人类高级审美活动与审美对象的产物，不如说是作为一定社会与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征，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与武器而存在的。 虽然如此，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那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岁月里，这种现实主义以它特有的“适用性”、“战斗性”发挥了别的文学倾向所难以企及也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到了40年代，现实主义这种文艺创作审美方式，在当时历史时期的现实土壤中，沿着它的自然朝向，更加稳固并自觉不自觉地“惯性”发展。例如，无论是在“国统区”或是“解放区”，创作主体虽然在表现上内容不一，但在形式上却都追求直而现实的表达方式。当现实主义走进解放区时，它脱下“批判”的外衣，唱着《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的陕北民歌，形成了歌颂“工农兵”的现实主义。正如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说到：“从斗争和工作中开始熟悉了体验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这就是解放区文艺所获得健康成长的最根本的原因”。“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而现实主义走进“国统区”表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文学的理论，都更注重表现普通民众的不幸与混乱时代的阴暗，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浓重意蕴。如巴金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钱钟书的《围城》，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以及胡风及其七月诗派的理论与创作。 同一现实主义，在不同的“统治”地区，表现出不同的风貌。由于特定的环境所孕育的不同的文学作品的原因，在国统区，你不能唱着《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去反映法西斯统治下的现实；去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反之亦然，在解放区的创作者们也写不出《寒夜》和《四世同堂》。所以，无论现实主义的前缀如何变化，现实主义作为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的一种方式，它总是要体现出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总是随着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自己。不仅现实主义是如此，现实主义创作主体也是如此。例如，当时国统区许多以抒发个人感情为主要创作内容的作家，到了解放区，都转换作风，以主要的篇幅去再现人民群众在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中的历史功绩。丁玲的由《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转换，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