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哲学史与美学史讨论中，“幽默”通常是个备受忽视的主题，鲜有学者愿意对其做正面、系统的探讨，它常常只被当作修辞手法或文体风格一笔带过。比如有学者认为，幽默对于哲学家而言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①。还有学者指出，“笑”的话题在学科分类上会遇到问题，因此对它的处理需要某种非专业化的方法与兴趣②。在最新出版的《幽默》一书中，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对幽默的研究常常存在着消解幽默的风险③。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幽默备受冷落的局面在近年来已得到改观，尤其是随着后现代戏谑文化的兴起与喜剧意识在理论界的复兴，幽默主题也借时代风潮获得难得的热度④。但在“戏仿”“喜剧”“反讽”“戏谑”等概念与“幽默”被交叉使用、甚至彼此替代的当代文化理论与美学话语中，“幽默”的独特内涵愈显晦暗不明，难以与其他概念形成区别与对照。 在笔者看来，对幽默做出准确的区分与定位是重要和必要的。首先，这种必要性体现在知识论层面。幽默与喜剧最初并不相关。“Humour”一词的内涵经历了历史流变，从最初生理学意义上的“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液以及黑胆液)，经由17世纪前后的“性情”，最后与喜剧性和滑稽建立联系，用来形容有趣和诙谐的事物⑤。可见，该词的原初含义与喜剧无关，尽管后来发展出了喜剧性内涵，但依然有别于传统喜剧。其次，幽默的重要性体现在价值论层面，即在倡导幽默与倡导戏谑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文明观念的理解差异，本文着重探讨的是这一层面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英国思想家沙夫茨伯里三世(Anthony Ashley Cooper，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显示出他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他对“幽默”在17、18世纪所实现的革命性语义变迁做出了重要贡献。沙夫茨伯里有关幽默的论说不仅贯穿他的哲学思考与写作⑥，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为幽默特别撰写的主题文章中，比如《论狂热：给阁下的书信》(A Letter Concerning Enthusiasm to My Lord，1707)和《共同感：一封给友人的论诙谐与幽默自由的信》(Sensus Communis，An Essay on the Freedom of Wit and Humour in a Letter to a Friend，1709)⑦。此外，他关于幽默的论说还大量散见于各类不同主题的作品中。 沙夫茨伯里对幽默的探讨基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方面，幽默与嘲讽之风在当时的英国盛行⑧。有人指出，王政复辟(restoration)时代开启了喜剧讽刺的“黄金年代”，到安妮王朝，讽刺与打趣之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⑨。这在沙夫茨伯里的作品中不断得到印证：“这种幽默已从浪荡子传到实业家那里。政治家也被感染了，严肃的国家事务也在一种反讽打趣的气氛中处理。最有能力的谈判家以最知名的小丑形象为人知晓；而最著名的作家则是最伟大的滑稽大师。”⑩另一方面，幽默备受当时主流哲学与宗教的抵制与反对。无论是沙夫茨伯里的老师约翰·洛克还是其对手约翰·霍布斯均反对幽默。洛克认为：“凡是不愿意激怒别人的人，尤其是一切年轻人，都应小心地避免去戏谑别人，因为玩笑中只要有一点小失误或举措失当，就可能引起别人的不快。”(11)霍布斯认为：“最容易产生这种情形的人，是知道自己能力最小的人。这种人不得不找别人的缺陷以便自我宠爱。因此，多笑别人的缺陷，便是怯懦的征象。”(12)这一背景使沙夫茨伯里关于幽默的讨论隐含了双重目标：在为幽默/戏谑做出辩护的同时，试图对传统意义上的幽默/戏谑进行现代性改造。 幽默的现代变迁与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社会现实发展同步，也与沙夫茨伯里的人生并行。因此，我们既不能忽视幽默在沙夫茨伯里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也不能忽视它所体现出的社会政治内涵。到目前为止，无论关于沙夫茨伯里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影响的讨论，还是在美学史研究领域，对他幽默思想的关注都不充分。比如劳伦斯·克兰恩关于沙夫茨伯里的重要论著并未给予幽默问题足够的重视(13)，而保罗·盖耶在三卷本《现代美学史》关于沙夫茨伯里的部分，对其幽默思想也几乎未置一词(14)。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沙夫茨伯里的幽默思想给予重视。比如迈克尔·比利希在《笑与打趣：面向幽默的社会批判》中指出，在18世纪很少有人如沙夫茨伯里那样将打趣(ridicule)置于社会生活的核心位置(15)。莉迪娅·埃米尔则在《现代哲学中的幽默与好生活：沙夫茨伯里、哈曼、克尔凯郭尔》中用一章的篇幅论证：“沙夫茨伯里为18世纪对于笑的态度的改变提供了哲学基础，将幽默纳入英国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的重要意义之中。”(16)对沙夫茨伯里幽默思想的讨论方兴未艾，借助历史语境的还原对其进行再审视，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西学语境中幽默的社会内涵，也有利于拓展美学史书写中有关沙夫茨伯里的理论视野。 本文主要根据沙夫茨伯里的文集《论人、风俗、舆论、时代的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Men，Manners，Opinions，Times)，梳理出他对于幽默做出的三方面贡献：一是在哲学层面为幽默进行了有力辩护；二是在历史与理论的层面对好幽默与坏幽默做出了有效区分；三是从“共同感”的角度赋予幽默以社会政治内涵，并将幽默确立为文雅/文明社会的有效指标。 沙夫茨伯里对幽默做出的首要贡献，是在哲学层面为幽默提供了有力辩护。首先，他认为幽默可以带来人生的快乐，帮助人们克服忧郁与恐惧。在沙夫茨伯里生活的时代，他需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宗教狂热及其带来的不幸与灾难。沙夫茨伯里并不反对一般的宗教热忱，而是反对宗教狂热(17)。他认为幽默是治疗这种极端情绪的最佳手段，有时只需要把宗教狂热者当作笑料嘲讽一番，就已“给予他们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轻蔑”(18)。在他看来，忧郁是导致宗教狂热的主要原因。忧郁的情绪只会在现实中制造凄凉的悲剧，“学会把握和调节自然赋予我们的幽默感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可为我们对付邪恶提供一种更为温和的治疗以及对抗迷信与忧郁的特定药方”(19)。好幽默“不仅是防范狂热的最佳保障，而且还是虔诚与真实宗教的基础”(20)，因为“那种修习宗教的忧郁方式，会妨碍我们以幽默的方式思考它”(21)。沙夫茨伯里认为好幽默与真宗教并行不悖，希望将幽默带入宗教，以对后者做出改善。
